番外 | 算法笼罩下的生活，需要怎样的媒介素养？
大家好，这一期是番外，来自看理想对刘海龙老师的采访，我们从《孤独星球》停刊的事聊起，说到了编辑推荐和算法推荐的区别，引申着还谈了下大家现在被算法控制的生活。
提起被算法控制，可能大家第一印象还是觉得抗拒，但是算法真的在让我们变得更愚蠢吗？它要为现在舆论场上人群言论的分裂负责吗？在算法的笼罩下生活，我们需要怎样的媒介素养？怎么定义媒介素养？
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生活在被“算法推荐”改变吗？
看理想：您是如何看待“编辑推荐”渐渐被“算法推荐”取代的这个现象的？
看理想：您是如何看待“编辑推荐”渐渐被“算法推荐”取代的这个现象的？
刘海龙：大家对于某种媒介的消失，会有怀念或伤感的感受，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因为媒介跟人某个特定阶段的生活状态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旅游的、过去经常依赖这本杂志的人，对于《孤独星球》的消失就会特别伤感，但是另外一些从来没有看过这本杂志的人可能没什么感觉。
刘海龙：
大家对于某种媒介的消失，会有怀念或伤感的感受，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因为媒介跟人某个特定阶段的生活状态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旅游的、过去经常依赖这本杂志的人，对于《孤独星球》的消失就会特别伤感，但是另外一些从来没有看过这本杂志的人可能没什么感觉。
杂志《孤独星球》宣布停刊
算法推荐的核心底层逻辑是“同侪推荐”——就是你的差不多的同辈的人向你推荐信息；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学术的词，就是人类的“协同过滤”。这种机制并不新，是个很古老的技术。之前很多传播效果研究都证明，我们获得的信息很多都来自于身边的普通人、意见领袖，而不是来自大众媒体。
算法推荐的核心底层逻辑是“同侪推荐”——就是你的差不多的同辈的人向你推荐信息；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学术的词，就是人类的“协同过滤”。这种机制并不新，是个很古老的技术。之前
很多传播效果研究都证明，我们获得的信息很多都来自于身边的普通人、意见领袖，而不是来自大众媒体。
所以“协同过滤”本身，我觉得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就是人类为了应付信息超载所发明出来的一种机制。因为信息太多，所以需要筛选，算法推荐就成为其中一种比较受欢迎的方式。
在没有算法推荐之前，人也总是希望去接触跟自己相似观点的内容，社会心理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传播效果研究里的强化理论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算法？因为它符合了人性。
杂志在大众媒体里面，算是一个小众媒体，它往往针对一个细分化的市场，杂志一般来讲是和特定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杂志的编辑也和算法推荐一样，也在琢磨受众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杂志本身也在给我们制造一个小小的信息茧房，只不过相较于算法推荐来说，它不是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杂志仍然是我们所说的“大众媒体”。所以我觉得，编辑推荐和算法推荐，不是质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程度的差异。
杂志在大众媒体里面，算是一个小众媒体，它往往针对一个细分化的市场，杂志一般来讲是和特定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杂志的编辑也和算法推荐一样，也在琢磨受众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杂志本身也在给我们制造一个小小的信息茧房，只不过相较于算法推荐来说，它不是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杂志仍然是我们所说的“大众媒体”。所以我觉得，
编辑推荐和算法推荐，不是质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程度的差异。
另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旧媒介也不一定真的会消亡。所谓的新媒介和旧媒介其实也是相对而言的。就像书一样，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说平均每个人对纸书的消费量并没有降低，还有一点点增长。现在很火的播客，和交通台时代很热的广播，都是听觉媒体。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说电视出现以后广播会消失，但是我们看到，广播还活得很好，并且在新媒体上延续它的特征。所以如果一个媒体真的符合人的需求，它是能继续存在，或者演变成某种新的媒介的。
另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旧媒介也不一定真的会消亡。所谓的新媒介和旧媒介其实也是相对而言的。就像书一样，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说平均每个人对纸书的消费量并没有降低，还有一点点增长。现在很火的播客，和交通台时代很热的广播，都是听觉媒体。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说电视出现以后广播会消失，但是我们看到，广播还活得很好，并且在新媒体上延续它的特征。所以
如果一个媒体真的符合人的需求，它是能继续存在，或者演变成某种新的媒介的。
看理想：是的，但是，每当有新的媒介出现，都会引起许多反思，比如从电视到互联网，之前大家都在批判电视，但是现在互联网一出现，大家就觉得互联网相较于电视更加让人“不假思考”了，您会如何看待这些惯常的、下意识的对于新媒介的批判以及反思呢？
是的，但是，每当有新的媒介出现，都会引起许多反思，比如从电视到互联网，之前大家都在批判电视，但是现在互联网一出现，大家就觉得互联网相较于电视更加让人“不假思考”了，您会如何看待这些惯常的、下意识的对于新媒介的批判以及反思呢？
刘海龙：对媒介的批判一直都有。我在看理想的节目里面也讲过，最早是连文字这种媒介都是被批判的，《柏拉图对话录》的《斐德罗篇》，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古埃及的故事，批判了文字，认为文字替代了记忆，让大家变得愚蠢了，因为我们更依赖于别人的知识，而不是自己的思考。只有重复，没有思考。而且我们在口语传播中间，我们会看到个人的表情、声音的高低和语调等等，这种个人魅力的东西在文字上面就完全消失了。所以从他们那个角度来看，文字这个新媒体，很糟糕。
对媒介的批判一直都有。我在看理想的节目里面也讲过，最早是连文字这种媒介都是被批判的，《柏拉图对话录》的《斐德罗篇》，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古埃及的故事，批判了文字，认为文字替代了记忆，让大家变得愚蠢了，因为我们更依赖于别人的知识，而不是自己的思考。只有重复，没有思考。而且我们在口语传播中间，我们会看到个人的表情、声音的高低和语调等等，这种个人魅力的东西在文字上面就完全消失了。所以从他们那个角度来看，文字这个新媒体，很糟糕。
《柏拉图对话录》
后面出现的每种新媒介都会遭到类似的批评，后来如果大家不骂了，也不是因为这个媒体它变好了，而是有新的“替罪羊”出现了。
后面出现的
每种新媒介都会遭到类似的批评，后来如果大家不骂了，也不是因为这个媒体它变好了，而是有新的“替罪羊”出现了。
比如电视，上个世纪50、60年代电视普及到80年代，人们对电视的攻击没有间断，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对电子游戏、互联网算法的批判。如果你去搜索关于电视效果、电视和暴力的文献，那简直是汗牛充栋，当年有大量的研究者，包括美国的国会，还专门有一个巨大的项目来研究电视的负面影响。
现在没什么人研究这类问题了，现在大家就研究网络、手机、电子游戏的影响，不是说电视的影响减弱了，而是因为新的东西出来，大家就不再关注电视了。
每一个时代大家可能都会把一些社会问题推到媒介身上，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媒介可能会让社会更糟糕，或者媒介具有某种决定作用，就是“媒介决定论”。
但如果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其实媒介技术也是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当然不是说它完全由社会来决定，但是另一方面媒介肯定是跟整个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我们对任何媒介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包括我们的教育。难道大家就任由媒介让人变得更愚蠢吗？其实说这句话的人，忽略掉了家长、学校、社会的责任，这些问题其实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大家把问题简单推给媒介，实际上是一种逃避。
其实我们对任何媒介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包括我们的教育。
难道大家就任由媒介让人变得更愚蠢吗？其实说这句话的人，忽略掉了家长、学校、社会的责任，这些问题其实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大家把问题简单推给媒介，实际上是一种逃避。
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对于媒介的这种负面评价，往往是基于我们现有的媒介的特征来判断，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媒介偏向”。
比如注意力的问题，在纸质文字时代需要很强的注意力，就如麦克卢汉讲的，那是一个理性的、线性的思维。但是在今天，注意力一定还要这么强吗？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面对非常多的信息，如果每个信息都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么专注地去看，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我们时间不够用。我们人必须要去适应环境的变化。
比如注意力的问题，在纸质文字时代需要很强的注意力，就如麦克卢汉讲的，那是一个理性的、线性的思维。但是
在今天，注意力一定还要这么强吗？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面对非常多的信息，如果每个信息都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么专注地去看，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我们时间不够用。我们人必须要去适应环境的变化。
我觉得这跟“进化论”一样，就是人在不断在适应时代、适应环境的变化，就会出现很多新的人类的特征，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很难去评价这种新特征是对还是错。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开放一点，谨慎地去观察，不要仅仅把这种现象当作糟糕的事情。每一代人都在讲，年轻一代没希望了，就像“九斤老太”一样。但是人类还是在继续往前发展，每代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
这种新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不一定沿着你所能看到和想象的现在这个轨道去发展，它可能会另起炉灶。如果我们还用旧的范式去评价，就有可能会出现误判。
算法该为舆论场上的撕裂负责吗？
看理想：所以您并不觉得算法技术应该为舆论场上的这种言论对裂负责？但其实这种批评的声音，是现在大家对“算法推荐”最多的质疑，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大数据推荐很容易造成“信息茧房”效应，就是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信息真空和同温层里，因为算法、大数据的推荐肯定根据人的喜好来，但这种喜好容易造成“信息茧房”，可能我知道的一些信息，它流传不到其他的群体里面去，就好像信息有一个个泡泡，大家都生活在由算法塑造的信息泡泡里面，所以有人担心这样会造成人群的更大的分裂，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所以您并不觉得算法技术应该为舆论场上的这种言论对裂负责？但其实这种批评的声音，是现在大家对“算法推荐”最多的质疑，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大数据推荐很容易造成“信息茧房”效应，就是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信息真空和同温层里，因为算法、大数据的推荐肯定根据人的喜好来，但这种喜好容易造成“信息茧房”，可能我知道的一些信息，它流传不到其他的群体里面去，就好像信息有一个个泡泡，大家都生活在由算法塑造的信息泡泡里面，所以有人担心这样会造成人群的更大的分裂，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刘海龙：当然它会促进和强化这一点，但是我觉得算法不会制造撕裂，撕裂肯定原来就存在。
当然它会促进和强化这一点，但是我觉得算法不会制造撕裂，撕裂肯定原来就存在。
比如意识形态，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会成对出现，这也是社会心理和政治学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竞选国家，多党最后都会变成两党制，这两党就代表了两种声音，大家把社会议题集中到两个极端上去思考，这其实就是一种极化，两极分化。
过去极化可能不像现在这么严重，可能会存在着很多中间份子、温和派。但是新媒体出现之后，温和派减少了，极端派增加了。
所以对于社会来讲，分裂、意见的分歧，本身就是一个常态，它不是媒介带来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一个度的变化。新的媒介形式把我们原来看到的一些纷争和冲突放大了。另外，大家觉得现在撕裂严重，也是因为信息的可见性增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所听到的大众媒体上的意见，基本上只有一种主流的声音，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会觉得过去大家有特别多的共识。但其实现实中是有很多对立和不同意见的，传统的大众媒体过去掩盖了这种对立和差异。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突然看到原来周围有这么多人跟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到今天网上天天吵架，就觉得有点儿受不了。但其实分歧原来就有，只是原来我们没有注意到，或者在没有社交媒体之前，大家没有这么明确地表达出来，只是自己私下里说、私下里想。
很多国家的广播和电视也是天天在吵，各种意见在里面争得不亦乐乎，所以新媒体对他们的冲击就不像对我们中国的公众来讲那么大。
看理想：所以共识一直就没有存在过？
所以共识一直就没有存在过？
刘海龙：当然，一个社会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但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一定要有共识？或者说，为什么一个社会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有共识呢？
当然，
一个社会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但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一定要有共识？
或者说，为什么一个社会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有共识呢？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一种制衡条件下产生的。通过相互拉扯，把我们扯到中间来，就像讨价还价一样，卖东西的人希望价格高一点，买东西的人希望价格低一点，最后大家就找到了一个中间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的共识，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妥协，它不一定是大家都心甘情愿的。
在某些时候可能会达成一些短暂的共识，比如战争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某种国家的团结，不过这种共识其实也是被宣传、制造出来的。
所以不需要对不同意见太焦虑，这其实很正常。我个人觉得，中国人对于秩序，有时候有一种过分执着，把很多问题看成非黑即白，如果不是绝对的共识，就是很糟糕的。其实，在共识和混乱之间，有很多中间地带，而中间地带可能才是常态，绝对秩序和绝对混乱都是很少发生的极端状况。
所以不需要对不同意见太焦虑，这其实很正常。我个人觉得，中国人对于秩序，有时候有一种过分执着，把很多问题看成非黑即白，如果不是绝对的共识，就是很糟糕的。其实，
在共识和混乱之间，有很多中间地带，而中间地带可能才是常态，绝对秩序和绝对混乱都是很少发生的极端状况。
看理想：那真相存在吗？在您看来，真相有办法辨明吗？
那真相存在吗？在您看来，真相有办法辨明吗？
刘海龙：事实和真相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事实是可以分辨、核查的，所以现在有“事实核查”这么一个技术。虽然现在想要分辨事实也不太容易，但在追求准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达成关于事实的共识。
事实和真相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事实是可以分辨、核查的，所以现在有“事实核查”这么一个技术。虽然现在想要分辨事实也不太容易，但在追求准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达成关于事实的共识。
而真相的背后，是有价值判断的，所以真相永远在生成中，或者在讨论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本身是一个协商之后的产物，是在大家的交流之中慢慢产生的，它不是客观的，没有一个外在的判断标准。
而
真相的背后，是有价值判断的，所以真相永远在生成中，或者在讨论中。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本身是一个协商之后的产物，是在大家的交流之中慢慢产生的，它不是客观的，没有一个外在的判断标准。
比如社会政策如何，只有接受政策的人才有发言权。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鞋子舒不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才有权发言，而造鞋的人，就是专家，可能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他们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看理想：那您觉得，这种需要去交流才产生的真相或者共识，有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发生吗？社交媒体有可能有等来大家建立共识的一天吗？
那您觉得，这种需要去交流才产生的真相或者共识，有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发生吗？社交媒体有可能有等来大家建立共识的一天吗？
刘海龙：我们有很多正规的辩论，有一些正式的辩论场所和规则。比如西方的议会，议员与议员之间、不同的党派之间也是对立的，但是大家要在一块儿辩论，摆事实讲道理，说服对方。它不像我们今天在网上的辩论，我不知道你是谁，而且你可能骂两句就走了，我要跟你辩论也找不着人。
我们有很多正规的辩论，有一些正式的辩论场所和规则。比如西方的议会，议员与议员之间、不同的党派之间也是对立的，但是大家要在一块儿辩论，摆事实讲道理，说服对方。它不像我们今天在网上的辩论，我不知道你是谁，而且你可能骂两句就走了，我要跟你辩论也找不着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互联网是一个表达的地方，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但是它未必是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地方，就看你怎么去使用和看待这个媒介。
所以我个人觉得，
互联网是一个表达的地方，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但是它未必是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地方，就看你怎么去使用和看待这个媒介。
有的人可能不会在网上跟人争论问题，上网就是去看大家都有什么观点，来帮助自己思考；有的人则希望所有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看到谁都想说服他、改变他，那这种人可能上网就会比较焦虑。
网络上的主流意见，也未必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真实的声音。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并不是所有人都上网，同时上网的人中间，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强的表达欲，或者每个人的表达都能被大家看到。
而且，为什么要说服别人？在传播学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有限效果理论，就是说，要改变一个人的态度非常困难，说服的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人的立场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问题，其实跟生活环境、家庭背景、职业、阶层、宗教信仰等等都有很多关系。你不可能几句话就把别人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否定，让别人放弃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放弃自己的个性，这个很难。
所以我们在网上的讨论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尽量让对方看到和他不同的意见，如果他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愿意接受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你不要有那种心态说，我一定要把你改变了，我一定是正确的，你一定是错误的，其实每个人的看法都是基于自己的立场，我们就像盲人摸象的盲人，每个人只是看到了世界的一部分，并不代表你就是绝对正确的，别人就是绝对错误的。
所以我们在网上的讨论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尽量让对方看到和他不同的意见，如果他愿意接受就接受，不愿意接受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你不要有那种心态说，我一定要把你改变了，我一定是正确的，你一定是错误的，其实每个人的看法都是基于自己的立场，
我们就像盲人摸象的盲人，每个人只是看到了世界的一部分，并不代表你就是绝对正确的，别人就是绝对错误的。
媒介素养的出发点是公民素养
看理想：前面都在跟您聊关于算法推荐的批评的声音，但其实“算法推荐”的另外一面也渐渐被大家发现了，就是它似乎一方面加强了平台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让普通人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了，在平台权力和普通人的声音之间，在您看来，有矛盾的地方吗？
前面都在跟您聊关于算法推荐的批评的声音，但其实“算法推荐”的另外一面也渐渐被大家发现了，就是它似乎一方面加强了平台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让普通人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了，在平台权力和普通人的声音之间，在您看来，有矛盾的地方吗？
刘海龙：其实现实中也是这样，每个人都能讲话，但最后还是大众媒体的声音最大。能不能说话是一回事，能不能被听到又是另一回事。
其实现实中也是这样，每个人都能讲话，但最后还是大众媒体的声音最大。
能不能说话是一回事，能不能被听到又是另一回事。
曾经有一个研究，就是在博客时代，发现99%的博客的声音大家都听不到，甚至很多人都不怎么更新，所以最后大家看到的博客只是很少的人的意见。
人的注意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总要有一个筛选机制，这个筛选机制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可能是个问题。
我们前面谈了，对算法推荐的其中一个批评是它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形成了“信息茧房”、“过滤泡”，就是每个人只看自己关心的事情，互相之间没有重叠的经验。另外算法造成的过滤泡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推荐机制本身是隐形的，我并不知道我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如何被推荐的，意识不到信息经过了筛选。
还有一点是，这种筛选是没法回避的，当然大家说现在有新的政策，我们可以关掉算法推荐机制，但是关掉之后，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更混乱了，或者说就没有方便的用户体验了，这个筛选机制就失效了。所以算法本身带有强制性的，在我们没有同意或者意识到的情况下已经在运作了。
还有一点是，这种筛选是没法回避的，当然大家说现在有新的政策，我们可以关掉算法推荐机制，但是关掉之后，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更混乱了，或者说就没有方便的用户体验了，这个筛选机制就失效了。所以
算法本身带有强制性的，在我们没有同意或者意识到的情况下已经在运作了。
而且算法本身不太容易有效监管。因为机器所处理的信息是海量的，算法只能设定规则，控制不了结果。算法工程师也需要一次次去试，并不能预测最终会怎样。
而且算法本身不太容易有效监管。因为机器所处理的信息是海量的，
算法只能设定规则，控制不了结果。
算法工程师也需要一次次去试，并不能预测最终会怎样。
所以对于信息的接受者来说，确实需要提高媒介素养，就是说，你要清楚自己接收的信息跟算法有关，要有意识地增加自己的信息渠道的多样性，去看看不同的媒体，或者参加线下的交流活动等等，不要完全沉浸在算法塑造的世界中。
所以对于信息的接受者来说，确实需要提高媒介素养，就是说，
你要清楚自己接收的信息跟算法有关，要有意识地增加自己的信息渠道的多样性，去看看不同的媒体，或者参加线下的交流活动等等，不要完全沉浸在算法塑造的世界中。
看理想：但您说的这种媒介素养，以及现在的新媒体或者社交媒体环境对媒介素养的要求，会不会进一步加剧阶层的分化？毕竟听您这么说，媒介素养是一个有门槛的事情。
但您说的这种媒介素养，以及现在的新媒体或者社交媒体环境对媒介素养的要求，会不会进一步加剧阶层的分化？毕竟听您这么说，媒介素养是一个有门槛的事情。
刘海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媒介素养的要求会加剧阶层的分化。但是另一方面，素养的意思是一个人基本的素质。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要对自己负责的，比如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举止文雅、能写字读书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基本素养。传播学界一直在提倡，要让媒介消费也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基本能力，我们要会消费、生产媒体，会很好地发言，会拍摄、上传、营销，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些事一样。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媒介素养的要求会加剧阶层的分化。但是另一方面，素养的意思是一个人基本的素质。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要对自己负责的，比如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举止文雅、能写字读书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基本素养。传播学界一直在提倡，要让媒介消费也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基本能力，我们要会消费、生产媒体，会很好地发言，会拍摄、上传、营销，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些事一样。
现在大家都生活在媒介之中，每天要接触这么多信息，有一个基本的辨认，了解媒介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其实并不难，但要看是不是有这个意识。
比如很多主播，还有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天天跟算法打交道，就会去琢磨它，慢慢形成一套应付算法的办法。
这也和个人是否需要有关，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会去了解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刷社交媒体本身就是一种消遣而已，他们并没有对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信息这么在意。
所以现在需要的是，让这些消费者心态的人能够有所察觉，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接触到的信息不仅仅是娱乐，也关系到公共利益，关系到国家，所以要去了解更全面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学者，都有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在现实中，完美的公民很难存在。
媒介素养的出发点是公民素养，你要先有意愿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如果连这个意愿也没有，媒介素养也就无从谈起了，它缺乏动力。
当然，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和制度、文化是有关系的，要有需求或者有运用的可能性之后，才会产生公民意识。当一个人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或者侵害的时候，是比较难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的。
当然，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和制度、文化是有关系的，要有需求或者有运用的可能性之后，才会产生公民意识。
当一个人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或者侵害的时候，是比较难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的。
就像现在，很多人被封控在家，他们就要开始想办法通过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那这一刻，他就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公民。
就像现在，
很多人被封控在家，他们就要开始想办法通过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那这一刻，他就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公民。
看理想：好，谢谢您，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谢谢您，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