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为什么有些国家上网需要翻墙？社会决定论与互联网往事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前面我们介绍了很多强调媒介影响的理论，可能会有不少听友产生疑问：
技术再厉害，不还是人在使用吗？如果技术仅靠自己就可以繁盛，那为什么大部分技术的发明或流行，都会受到社会条件及人的需求的影响呢？
比如，电视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发明了，为什么在20世纪5、60年代才会流行？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是为什么到了90年代才开始普及？而且，为什么互联网会在不同国家还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它们都说明，媒介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它们都说明，
媒介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它们是如何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呢？这一集我们就从社会决定论的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
电视为什么在二战后才大规模普及？
之前我们在第五讲介绍技术决定论的时候，其实已经简单介绍过，关于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分为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技术决定论，也叫媒介决定论，另一种就是今天开始要讲的社会决定论。
社会决定论强调媒介的发明、使用与影响，其实都是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的产物，是社会条件决定了媒介，而不是反过来。
但是就像媒介决定论是个被反对意见树立起来的稻草人一样，社会决定论也是对立观点对于这类研究视角的一个略带贬义的称呼。
但是就像媒介决定论是个被反对意见树立起来的稻草人一样，
社会决定论也是对立观点对于这类研究视角的一个略带贬义的称呼。
其实不管是媒介决定论，还是社会决定论，大部分学者都没有那么极端，只不过会在媒介与社会关系这个光谱上偏向某一极，大家能够留意到这一点就好。在节目里，我们为了指代清晰，还是会沿用这种非学术上的称呼。
那么，社会决定论是怎么看待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呢？就拿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来说吧，社会决定论会怎么解释，电视的普及相较于它的发明来说，被推迟了呢？
我们前面说了，电视是在二战前被发明出来的。而它之所以在当时没流行起来，当然，很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无暇去娱乐。
不过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提出了另一个更复杂的解释。
雷蒙·威廉斯
威廉斯认为，电视等媒介技术，它不仅仅是个纯科技，同时它们还是一种文化形式，表现出了特定的社会秩序。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成员先有了一个社会意图，然后他们会按照这一意图去寻找或者发明可能实现这一需求的技术。所以一定技术的出现与普及，是某个社会秩序的产物。
电视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但是在当时，由于社会还相对传统，流动性有限，中产阶级也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核心，所以对这个技术的社会意向和社会需求并不强烈，它就只是被作为一个玩具和新奇的技术加以看待，所以资本也不会大量涌入这个产业。
但二战之后，威廉斯就观察到，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他称之为“移动的私有化”（mobile privatisation）。
但二战之后，威廉斯就观察到，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他称之为
“移动的私有化”（mobile privatisation）
。
过去人们可以将固定的空间（比如自己的房子或领地）私有化，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需求：人们既想保持自我的空间，同时又要移动。
过去人们可以将固定的空间（比如自己的房子或领地）私有化，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需求：
人们既想保持自我的空间，同时又要移动。
在这一需求的驱动下，就出现了像汽车这样的技术来满足这个需求。在汽车里，一方面你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并且可以移动；一方面，当你关上车门，这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别人不能随便侵入。
广播和电视也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技术。不论人移动到什么地方，只要收听广播或者电视，就实现了空间的私有化。
比如在今天的地铁上，用手机加上耳机，就可以在公共空间里为我们隔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同时你还可以与朋友在线聊天，或者可以听音乐、看视频、打游戏等等，它们都能把你自己从周围环境中抽离出来，在公共空间中，营造出一个私人的空间。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移动的私有化”。
电视在西方的普及，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郊区化。
50年代体现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想象的设计海报
由于大城市空间有限，中产阶级纷纷搬到郊区生活，但是同时又想与城市与公共生活保持联系，于是电视就成为了中产阶级与社会建立联系、休闲娱乐的重要媒介。
总之，威廉斯认为，电子媒介技术背后的社会意向和需求，就是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需求。
总之，威廉斯认为，
电子媒介技术背后的社会意向和需求，就是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需求。
在现代的社会体制下，为了进行社会控制，需要有一个简便有效的方式由权力中心向大众传播消息，因此广播和电视这类电子媒介就成为了理想的媒介。
或者说，是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需要，文化环境、空间结构的变化与流动性的增加，使得电视技术本身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需求。
资本看到这个机会，大举进入，将电视商业化，这就使得这个媒介按照社会需要的方式迅速扩散。
这就有点像电影刚发明的时候一样，开始只是作为一个玩具装点业余活动，一直要到了电影被成功地资本化，发明了“电影院”这种观看方式之后，电影才真正成为一个普及性的媒介。
威廉斯的这个观点，使得他被看作是社会决定论的代表，尽管威廉斯自己一再强调，他不同意极端的社会决定论，但是和我们前面介绍的媒介环境学、媒介考古学和媒介学相比，他在这个理论光谱上显然是更靠近社会那一极。
不过威廉斯对极端的社会决定论也保持警惕，他认为技术的使用仍有许多未知因素，并不是发明者和资本就可以完全决定技术的功能。技术也会产生很多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些结果会修正最初的技术使用的意向。
比如电视最初的社会意向虽然是进行社会控制，但是它却出乎意料地促进了青年亚文化和反叛文化的传播，比如电视新闻让青年看到了各地的反文化运动，MV促进了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传播等。
50年代电视上的反文化运动报道照片
60年代披头士乐队《Love Me Do》mv
互联网在智利
前面说的是比较宏观的社会意向对技术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偏向社会决定论的学者，在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战争等因素的作用。比如我们开篇说到的互联网，它在不同国家的起源与特征，其实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说起互联网，我们想到的就是美国硅谷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们的实践，也因此会反过来将当下的互联网的发展路径作为一条必然之路，但是互联网其实也存在多种其他的可能性。比如智利的cybersyn项目和苏联的OGAS项目。
我们大致知道，智利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经历过一个社会主义改革时期。
1971年，阿连德及其左翼联盟“人民团结”上台后，基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就希望能够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真正的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阿连德当选总统
如何既实现民众的经济自由活动，同时又保持经济的统一管理，这是摆在阿连德政府面前的难题。
当时在阿连德政府中任职的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弗洛雷斯就建议，可以使用控制论来解决这一矛盾。于是他邀请了英国著名的控制论研究者斯塔福·比尔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来管理国家的经济。
斯塔福·比尔
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突然来找你，说想用你的学术思想去管理一个国家，这个诱惑可能很少有学者抵挡得了。比尔当然答应了这个请求，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cybersyn系统的建设中。
cybersyn这个系统的名称是一个新造的词，cyber来自控制论cybernetics，syn则来自synergy，协同。
这个技术系统的目标就是收集全国的经济信息，然后制订出经济决策。同时通过这个系统，能够及时地收到这些决策的反馈，进行纠错，从而克服市场被私人所有所造成的那种自私的、短视的经济行为，从民众的和国家整体需求的角度，来统一分配资源、安排生产和进行劳动成果的分配、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工人被置于cybersyn系统的核心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ybersyn系统其实内嵌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需求。
但是，以1970年代智利的经济与科技水平，实现这样一个大型的软件和硬件系统的建设，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智利全国只有50台计算机，大多还是过时机型，这是个啥水平呢？拿美国对比下大家就知道了，当时美国拥有4.8万台计算机。
然而就这样一个现实条件，因为阿连德政府强烈的政治需求，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从上至下的土法炼钢下，居然建成了。
从现有的照片上看，他们的中央控制室还带有当时好莱坞科幻片宇宙飞船风格。管理者只要通过这里的键盘操作，就可以实时看到国有企业的各项信息，并且进行任务的下达。这套系统当时还在处理智利卡车工人大罢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cybersyn系统的操作室
不过遗憾的是，不到一年，阿连德政府就被军事政变推翻，这个cybersyn工程也就无疾而终。
当然，比尔是个夸夸其谈、忽悠政府的学者，还是个有干货的实干家？cybersyn系统真能起作用，还是只是个形象工程？它真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用来监控社会的“老大哥”系统？
这些问题虽然有争议，但是智利cybersyn的历史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的另一种可能，并且这种可能是由政治干预带来的。
互联网在苏联
其实早在智利的cybersyn项目之前，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控制论专家们就在设计一个叫做“全国自动化系统”（OGAS），它的任务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拯救整个计划经济。
其实早在智利的cybersyn项目之前，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控制论专家们就在设计一个叫做
“全国自动化系统”（OGAS）
，它的任务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拯救整个计划经济。
和智利相比，苏联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明显高出一大截。苏联是冷战期间在科技水平上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国家，拥有大量专业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
而且和美国相比，苏联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依靠统一的行政指挥和国家投入，苏联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比美国更有优势。
而且和阿连德时期的智利一样，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体制，非常需要一个计算机网络，好实现中央政府集中地对构成计划经济的信息流进行联网、储存、传输、优化和管理。
1959年至1989年期间，数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在基辅（今乌克兰首都），领导了这个OGAS项目，而这个项目还只是苏联几个类似项目中的一个。
格卢什科夫与OGAS项目设计图
苏联科学家们建设网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计算机网络来拯救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计划经济。
在他们看来，斯大林的最佳替代者根本不是人类，而是一种技术官僚的信念——计算机辅助治理术，它可以避免重蹈滥用强人政治的覆辙。
OGAS布局图
显然，这种社会主义集中管理信息的价值观，与美国硅谷的“开放、扁平和协作网络”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不管怎么样，这个OGAS的目标，就是要将连接数以万计的计算机中心，并实时管理和优化数十万工人、工厂经理、地区和国家管理人员之间的通信。OGAS可以说是代表着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信息社会的乌托邦愿景。
然而遗憾的是，在建立像互联网这样庞大的基础设施中，苏联政治体制既是优势，同时也是劣势。
苏联官僚体制中为了本机构的利益所产生的相互扯皮、相互拆台、无管制竞争，再加上集权体制下一些关键位置上的人的个人的原因，最终导致了OGAS项目的最终失败。
互联网的命运由何决定？
那如果将苏联与智利一对比就发现，在智利的案例中，政治成为了促进互联网技术的动力，但是在苏联的案例中，政治却成为了拉技术后腿的阻碍力量。
为什么没有硅谷的风险资本，没有先进的科技条件，仅凭着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智利就可以建立一个比美国还早的互联网呢？但是相反，为什么权力更集中的苏联没建成互联网呢？
如果再将苏联和美国硅谷比，又会有新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的建立需要统一的协议和标准，首先要有一个集权式的中心进行协调才可以统一软硬件的标准，这照理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最容易实现，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也更需要一个像互联网那样的技术进行统一的管理。
但是为什么最可能出现互联网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没有发明互联网，最后反而是不同企业各行其事、一盘散沙的美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办到的事情呢？
为什么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背景下会形成不同的样子？为什么资本家的行为更像社会主义者？
关于这些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在他的《数字资本主义》中提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互联网在美国的发明与普及，不仅仅是技术逻辑的产物，同时也是政治经济的产物。
关于这些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在他的《数字资本主义》中提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
互联网在美国的发明与普及，不仅仅是技术逻辑的产物，同时也是政治经济的产物。
丹·席勒
席勒认为，美国电信网络的发展的动力在于美国的工商企业要提高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他们要扩大生产规模。
在他们的游说之下，美国政府1996年的新电信法案开始解除管制，新自由主义的电信政策为互联网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环境。美国政府还制订了“交叉补贴”的政策，也就是向普通电话用户收取高额费用，来补贴新兴的网络产业。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与扩张，同时也是美国大公司海外扩张需求的反映。只有建立起全球的互联网络，实现低成本的、即时的通讯，跨国公司才能够达到效率的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降低资源配置与管理的成本。
而且在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同时，还将互联网与新自由主义的电信政策带到其他国家，有的时候还强迫对方接受，这进一步为大企业的扩张扫清道路。
席勒认为，互联网产生于美国并且在美国繁荣发展，也不是单纯是美国的先进技术所决定的，而是和它背后的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不可分，尤其是和资本扩张的需求密不可分。
互联网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中，扮演的是信息润滑剂的作用，目的是为了保证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转得更加顺畅。
而且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国互联网的雏形ARPA网，最早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研究机构发起的。虽然它的作用不是直接用于军事，但是这也显示出了战争对于新技术的积极开发与使用。
1973年发布的阿帕网逻辑图
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很多技术，最早都是在战争中发明的。比如每天使用的手机，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电报。
当然，除了宏观的政治经济因素外，文化的因素也影响着互联网的发明。
比如除了席勒所说的替资本扩张提供方便外，初期的互联网还有自由、平等、分享、去中心化等特质，而这些都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的嬉皮士文化的核心精神。
硅谷专家弗雷德·特纳研究了美国互联网诞生的文化与观念史，就发现围绕着斯图尔特·布兰德及其创办的《全球概览》、全球电子连线和《连线》杂志，从20世纪60年代起，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凯文·凯利、霍华德·莱茵戈德、戴森、巴罗等反主流文化的西海岸嬉皮士就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
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概览》
他们用控制论、麦克卢汉等作为理论武装，将来自于电子通信技术、生态学、嬉皮士、主流消费文化、创业者等不同领域的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数字媒体新技术与新经济的氛围与浪潮。
嬉皮士文化
而且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这种新兴的数字网络文化其实已经被技术与商业精英所接受，这就促成了发明家们和创业者们积极地投入到互联网的研发与创新之中。
这个世界上没有“互联网”
除了互联网的发明在不同的国家与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外，互联网的使用就更加丰富多彩。同样一个应用或者平台，在不同的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也可以用社会决定论的方法来解释。
人类学家米勒就曾说过，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脸书。这一美国的发明进入不同的文化时，不同文化的人会对这个技术发展起不同的使用文化与期待，形成本地化的特定的使用风格。
比如在《脸书故事》这本书中，米勒就记录了许多故事，描述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的居民使用美国脸书的经历。
丹尼尔·米勒《脸书故事》
比如，特立尼达人就认为面具和外貌不是一种伪装，而是精心修饰的脸，要比你的素颜更代表真实的你。这就使他们认为人们在脸书上的表现代表真实的自我。
而且在特立尼达人的方言中，“交友”意味着发生性关系，并且主要指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于是当夫妻之间因为一方脸书中异性好友较多，就会导致另一方监视对方的社交媒介，出现婚姻关系破裂。
所以，特定地区的文化会把一个互联网应用本地化，把它嵌入到本地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中。
最后，关于互联网的使用，我还想提一下古巴的案例。
古巴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基础设施的问题，上网非常贵。现在据说改善不少，但是我查了一下，现在每小时是1美元，古巴的平均工资是多少？20美元。最低的3G资费是600兆字节7美元，这是相当昂贵的。
古巴上网需要购买的昂贵“网卡”
同时古巴政府为了保持“真相”，还进行了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操作。这就使上网的投入产出比更小，又贵又看不到什么东西。
于是古巴网民集中集体智慧，发明了一个用移动硬盘上网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每周去信息贩子那里，花钱拷1个T的硬盘。硬盘里的内容每周更新，从电影、音乐、国内外期刊杂志到各种应用软件，应有尽有，而且还有一个像中国58同城一样的分类广告网站——Revolico的完整镜像，同时还有其他主要西班牙语网站的全网截图内容。
换句话说，这个被称为“每周包裹”（El Paquete Semanal，简称 El Paquete）的硬盘基本上就是对人类互联网的定制化复刻，让人可以实现不用流量、不用上网也能使用互联网。
其实大家对照一下中国的互联网，何尝又不是有很多因为复刻而走上独特发展道路的应用与内容？所以我们也可以像仿照米勒那样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一种统一的或者说标准的互联网。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互联网使用的故事，不知道你还知道哪些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参考书目
雷蒙·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
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伊登·梅迪纳：《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熊节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Benjamin Peters. 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 The MIT Press, 2016.
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丹尼尔·米勒：《脸书故事》，段采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