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环境出了问题，人的存在是否会受影响？元素、后勤与基础设施的意义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以色列作家奥兹讲过一个故事，他的父母1930年代靠写信与亲戚约定时间，通过长途电话相互简单问候，电话铃一响，大家接起来电话，问候两句，然后挂断电话，再通过信件详谈近况，并约定几个月后再进行另一次通话。
显然，这里电话的作用并不像我们平常使用电话的那样，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听到彼此的声音，即时地感觉到彼此的存在。现在一出生就伴随着手机和数字媒体的一代可能就没有这种经验。
但是通过媒介来标识彼此存在的功能大家依然不会陌生。今天的我们无非是换了媒介，把奥兹家用的电话换成了手机、社交媒体或是朋友圈。如果一个朋友好久不发朋友圈，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去问对方：最近怎么消失了？
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似乎成了我们存在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的环境。
如果这个环境出现了问题，我们的存在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耶鲁大学教授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说的“环境即媒介”。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这和我们通常所关注的媒介传播符号和媒介传播意义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环境即媒介”这个观点是认为，媒介存在的最大意义不是传播符号及意义，而是人的存在方式。
这也正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题目，“生活在媒介中”想要突出的，媒介的非意义传递的功能。
什么是“环境即媒介”？
“环境即媒介”大家听上去可能有点耳熟，我们前面讲到麦克卢汉、波斯曼时，提到过“媒介是一种环境”的观点，以他们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探讨媒介对人的感知、思维和文化的影响。但是彼得斯却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变成了“环境即媒介”。
彼得斯的“环境媒介学”对媒介的关注角度与麦克卢汉等人不一样，他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角度来观察媒介影响的，他认为，媒介是人存在的方式。
彼得斯与媒介环境学的第二个不同是，他这里所说的环境指的是一种更大的环境，它同时包括了自然媒介与人造媒介。而前面提到过的媒介环境学则是把自然环境和人造物截然分开，主要考察的是人造媒介技术的影响。彼得斯认为，这其实缩小了媒介研究的范围。
从英语中媒介(medium，复数media)一词的意义来看，直到19世纪，它指的还是自然元素。在生命科学中也用这个词，它指的是培养基（culture）所具有的胶质物或其他类似物。
这个意义就源于“媒介”此前就有的“环境”的意思。因此他提出媒介即“使它物成为可能的中间之物”，环境就是媒介。
相较于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来说，彼得斯的“环境即媒介”这个概念的意义，其实是在范围上更加拓宽了我们对于媒介的定义，让我们留意到那类最容易忽视的环境媒介。
那作为环境的媒介，具有什么特点呢？彼得斯通过三个概念进行了总结，它们分别是：元素媒介、基础设施媒介和后勤媒介。
我们重点要讲前面两个。在讲前面两个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最后一个，后勤媒介。
什么是后勤媒介？
后勤是个战争术语，就是对各种基本条件和单元进行排序，有组织、校对、连接、协调、整合、勾连等作用。
比如萧何、张良，他们就是做后勤的，所以汉高祖在论功行赏时，会把萧何、张良排在带兵打仗的大将韩信前面，因为真正的军事家才能意识到谁更重要。
另外，像二战的“诺曼底登陆”影响很大，但是今天看起来，在英国后方捣鼓数学与计算机的图灵和维纳等数学家，他们的影响恐怕会更大。他们当时就是研究炮弹如何才能击中天上的飞机，如何破解德国的Enigma密码机。
德国的Enigma密码机
图灵建造的解密机械BOMBE
这在当时看起来就是在做一种后勤工作，看上去不像打仗那么重要，但是他们研究出来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算法，对人类的影响更大。这些搞后勤的人，最后成了真正改变今天世界的人。
这在当时看起来就是在做一种后勤工作，看上去不像打仗那么重要，但是他们研究出来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算法，对人类的影响更大。
这些搞后勤的人，最后成了真正改变今天世界的人。
后勤媒介我们这里就只简要提一下，这一集我们重点通过元素媒介和基础设施媒介，来看这些环境媒介如何构成我们的存在方式。
鲸鱼与海洋
我们先说元素媒介。
什么是元素媒介呢？前面说到的自然环境，就是一种元素媒介。
自然环境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类的符号和意义。
自然的意义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意义，它有它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存有，或者说存在。这个存有本身可能比以人为中心的意义更重要。
所以李白说“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说的就是，环境以超越人类意义的方式，成为人类及所有存在的中介。
大地和海洋负载我们，火和天空中介和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这些中介性的事物其实就像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中国人所说的，它们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或五行），如海洋、天空、火、土等，这些就是元素媒介。
下面我们就以水媒介，或者海洋媒介为例来介绍一下彼得斯的元素媒介理论。
彼得斯认为，海洋媒介是所有媒介的媒介。因为人活在陆地上，陆地都是浮在海上的。人生活在陆地上，陆地像是浮在海洋上的船。
从生命的起源角度来讲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所有的生命都起源于海洋。所以海洋才是所有媒介的媒介。
五条人歌里唱的“寒武纪大爆发之后 我们的祖先从大海里爬了出来”，确实是如此。
寒武纪大爆发，是一个进化上的重要事件。在这之后，就出现了一些较高等的生物以及物种的多样性。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云南的澄江化石地自然遗产博物馆看看，那里有全世界最全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化石收藏。
澄江化石地自然遗产博物馆馆藏，寒武纪化石墙
虽然如今，人类已经离开了海洋，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用海洋里的动物的视角去看海洋对于它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那些仍然生活在海洋的动物是如何生存的？通过它们的状态，我们或许就可以反思媒介与人的关系。
因为我们通常在思考媒介意义或者说功能时，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通常只考虑人，或者说持有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这导致我们有时会分不清楚哪些是技术带来的，哪些不是技术带来的。所以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去找和人完全对立的生物进行思考，比如鲸鱼。
鲸鱼是地球上仅次于人的智慧生物，它们生活在海洋里，没有人造媒介，没有技术，也没有人造的基础设施，那么它们会怎么生活？
我们知道，对于海洋动物来说，唯一可使用的就是身体的技术，或者叫身体的技艺。
比如说乌贼，它和人和身体完全不一样。人的内脏都在头的下面，但是乌贼是反过来的，内脏在头的上面。而且乌贼是倒着走的。乌贼也没有骨头，没有形状。
乌贼的器官结构图
乌贼遇到敌情、遇到危险时可以喷墨，喷完墨后，还会用触手把墨变成像乌贼的样子，吸引敌人的注意然后逃跑。
所以乌贼是雕塑家，它像人们画画一样去画人们的墨迹。但是它画画比人画画有用多了，乌贼画画不是为了表达而是实用，画画是用来逃命保命的。
鲸鱼和人也有很多不同，比如人是衣服穿在外面来保暖，但是鲸鱼靠脂肪，所以这相当于它的衣服是穿在皮肤下面的。
而且，鲸鱼不能够自主呼吸，人可以自主呼吸，但鲸鱼的呼吸一定要用意识来控制。
还有，鲸鱼的眼睛是长在头的两边的，可以同时看到两个视域，但是人只能看到一个。所以两头鲸鱼正面相遇时，它们其实是看不到对方的脸的，所以鲸鱼也没有脸，脸对它来说没有用。但是脸对人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媒介，是表意的媒介、交流的媒介、存在的媒介，甚至在某些时候就等于人的形象，所以我们会说“丢脸”或者“长脸”。
鲸鱼长在一侧的眼睛
鲸鱼虽然看不到对方的脸，但它可以用超声波看透对方的身体，比如对方肚子里吃了什么、有没有生病，所以鲸鱼见面是不需要打招呼的。
而且，水里的世界也没有上下左右，鲸鱼在水里就像人在外太空一样，鲸鱼是完全自由的。而人是受重力束缚的，方向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说天天向上，而不是向下；对是right，右边，意见不一样就是“观点相左”。但是对鲸鱼来说，这些方向是没有意义的。
鲸鱼没有手，只有鳍，所以也就没有算术。因为人的算术是起源于人的手，数字“digital”的词根是digit（手指），意思就是数着手指来计算。
鲸鱼也不会埋葬同类的尸体、没有符号，没法产生人的文化。我们前面讲过，死亡、坟墓是产生人类文化的最早的起源。所以，鲸鱼也没有外化的记忆、没有书，它的记忆只停留在身体里。
但是因为人的出现，鲸鱼的生活习性会发生一些改变。因为鲸鱼很聪明，当它知道人类是打鱼的之后，有时就会和人类协作，它也可以得到鱼吃。
所以，其实鲸鱼是把人变成了自己的工具，鲸鱼通过人来打鱼，人帮它探测、捉鱼，它跟人来协作。鲸鱼把人变成了它们外化的记忆，它也就不需要去记忆鱼群迁徙的规律，人可以帮它实现这一切。
鲸鱼也没有标准时间。我们人和人之间对话和交流，一定要有“实时”的感觉，就是要同步才有交谈感。但是鲸鱼没有标准时间，它听到的声音有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所以鲸的交流是非实时交流。
因为声音在水里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里快4倍。声音在大气里最多传10公里，但在水下可以传数千公里。所以鲸鱼听到的声音很可能是跨越了半个地球的同类的声音。所以鲸鱼之间用声音、通过身体就可以交换信息，鲸鱼本身就会构成巨大的网络，就像我们人的互联网一样。
因为鲸鱼有这样大的网络，所以不需要有书本、也不需要图书馆、互联网，它们的知识是分布式的，很像人类用互联网实现的功能。
但是人只能听到近处的声音，而且声音的传递有时间差，需要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和几千公里之外的人交换信息。而且人类喜欢共时交流。直播为什么会火？因为直播给人共时交流的机会，让人有存在感。
海洋就像今天人类的互联网，那么多网站、那么多信息来源、那么多信息，但鲸鱼又没法像人类一样存档、写下来、保存，只能依赖另外的鲸鱼和自身的交流。
所以当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鲸，就会发现陆地上的人类所有的技术全用不上，必须要重新发明一套新东西来适应这种生活。
船就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一个技术。就像鲸鱼开发出自己身体的技艺来适应海洋，我们开发出船来帮助我们认识海洋。
如果没有船，大海对我们来讲，就是不毛之地或危险的地方。有了船，才有了海洋。船是人对海洋的揭示。船在这里之于海洋，就像朋友圈之于我们。所以，没有船就没有海。
从彼得斯的“环境即媒介”来看，自然本身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它同时也是人工的。
讲到船，就要讲船和文明的关系。船是人类文明的集成，因为船上有各种技术，包括航海术、罗盘、风向、后勤技术、管理等等。
一艘船就像国家一样，柏拉图就创造了“国家之船”的比喻，所以管理一艘船就像管理一个国家一样，需要一定的技术。
典型例子就是美国人特别爱讲的五月花号，殖民者们在从英国到美国的船上订立公约，产生法律体系，所谓海洋法，就是因为它是在船上产生的，它成为美国这个国家的隐喻和基础。
五月花号
同时，船和岸之间有距离，人们就发明了灯塔等信息交流的方式。有了船，也就产生了海盗现象、边境管制、税收制度、海关等制度等等。
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天谈之色变的检疫隔离制度（quarantine），就是起源于为了防止传染病传入而把船强行扣留在港口40天。所以，船本身和文明息息相关。
所以从鲸鱼与海洋、人与海洋的对比来看，我们就能看到，海洋作为一种元素媒介，它对鲸鱼及人做了哪些不同的塑造。这是元素媒介作为一种环境的影响。
海底电缆与基础设施媒介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基础设施的角度，再来看看，这种媒介，是怎么充当着我们存在的环境的。
那么什么是基础设施媒介？我们一说到基础设施就容易想到水坝、管道、电网、公路、铁路这些巨大的物质性设施，却常常忽视它们也是人类存有的环境，离开了他们我们就无法生存。
在基础设施研究中，有一个方法叫“基础设施倒置”。因为基础设施无处不在，又不显眼，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和功能，但是当基础设施出现故障时，就可以显现出其重要性。比如停电、停水，或者断网，甚至有的时候微信、微博、淘宝崩溃一会儿都可能都会成为大新闻。
所以按照彼得斯的“环境即媒介”的观点，基础设施也是一种媒介。
我们可以把基础设施媒介理解为是具有力量放大功能的大型系统媒介，它能够跨越巨大的时间和空间，把人和机构联系起来。基础设施一般结构庞大，只是人和它打交道的操作界面却非常小。
比如互联网的终端很小，可能就是个小小的手机，但是它背后的软件、硬件、基础设施却非常庞大。
基础设施的特征是叠加累积的混合物，后一代人不是把前一代人全部否定，而是不断累积，所以基础设施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比如我们的管道、下水道、公路等等，它往往是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不断修修补补。
基础设施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枯燥、无趣、低调，所以我们会忽略基础设施，把它变成背景，往往忽略了日常生活中最平淡无奇的东西，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媒介。
就拿我们现在使用的数字网络来说，所谓的全世界的网络其实是由许多物理实体、协议所构成的，最典型的就是海底电缆，正是它们把全世界的互联网连接在一起的。
从19世纪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开始，人类就开始在海底和陆地上铺设电缆。大家要是看历史，会发现海底电缆的铺设过程非常艰辛。因为大西洋太深了，经常铺到一半，一不小心接头的电缆突然掉到大海里，就再也捞不上来，之前的工作就前功尽弃，又要回到岸边，从头再来。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没用几天因为进水或其他原因，信号中断了，就又得重来。
今天我们的全球因特网也是由这些海底电缆连接在一起的。目前全世界上大约有380条海底电缆在运行，跨度超过120万公里。近年来一些高科技公司，比如微软、脸书、亚马逊、谷歌、华为等等，都在纷纷铺设自己的海底光纤电缆，以满足海量资料传输的需求。
遍布全球的380条海底电缆
目前这些公司已铺设或预计完工的国际电缆总长度已达 26 万公里，他们通过海底电缆控制或出租带宽，已经超过全世界既有带宽的一半。越洋电缆的登陆的地方，往往就成为处理海量资料的节点。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海底看不见的电缆也复制了陆地上既存的地缘政治的矛盾与社会权力的冲突。
比如在某些重要的信息节点上就可能出现数据的监视与控制，同时还有连接与断连的通讯，这些也都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中常用的手段。比如像在中美贸易战中，华为铺设的海底电缆项目就被美国指责为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列为管制对象。
另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非常快就切断了德国与北美连接的五条海底电缆，迫使德国使用无线电报，这就使得英国更容易接收德国的情报。同时也垄断了美国对欧洲信息的接收，通过夸大德国对美国的威胁，最后导致了美国参战。
这里面还有个关键的事件，齐默尔曼电报事件，这个事件也和海底电缆相关。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外交部长齐默尔曼就发电报给驻墨西哥大使，提议和墨西哥谈判，让墨西哥和德国结盟，从后方进攻美国。
但是因为当时德国的跨大西洋海底电缆被英国切断，就只能通过美国的海底电缆传输电报。但是这条电缆正好要经过英国，这条信息就被英国情报部门监听，导致了这份绝密电报文的泄漏。英国人拿着这份电报给美国人看，使得恪守中立的美国人非常生气，最后加入了英国人的阵营对德宣战。
引发美国参战的“齐默尔曼电报”
2013年斯诺登曝出的“棱镜门”事件中，也揭露出美国的“国外国家安全局”（简称“NSA”，英文叫“NoSuchAgency”,意思就是“没有这个机构”）就在全球海底电缆加装了拦截器，搜集来自全球的数据。
在最近的俄乌冲突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情报战，在战争爆发后，美国互联网骨干运营商Cogent Communications和Lumen Technologies停止为俄罗斯客户提供服务，脸书、YouTube、苹果、推特等公司都限制或封锁俄罗斯发布的内容。
同时乌克兰要求负责域名分配的非盈利性国际组织ICANN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要求ICANN撤销俄罗斯的国家顶级域名，关闭位于俄罗斯的域名根服务器。如果这个要求成功，这就意味着切断了俄罗斯与国际万维网的连接。虽然这个要求被ICANN拒绝了，但是这种可能性说明了网络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除了战争中的故意破坏外，还有一些天灾人祸的偶然事件，也会导致海底电缆出现故障。比如自然灾害，像是地震，水下滑坡都会导致电缆断裂。
不过其实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人祸。据统计有三分之二的电缆故障是由意外的人类活动、渔网和拖网作业以及船只的锚造成的。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次海底电缆的事故，所以对此记忆犹新。
不知道听大家还没有印象？2006年12月26日，台湾地区海域发生7.2级地震，导致众多路由经过台湾的海底缆系统陆续发生中断，此次地震造成至少6条国际海底通信光缆中断。中国大陆至台湾地区、美国、欧洲等方向的通信线路大量中断，造成诸多国际网站无法访问。我记得当时许多网站的访问成了乌龟速度。服务器在国外的即时通讯工具如MSN等也无法正常登陆。
那两天大家都要疯掉了，因为当时MSN是白领的主要工作交流通讯工具，用户达1500万。别看这个数字不是很大，但在2006年网民总共也就1.37亿。
当然这对主要做国内业务的腾讯是个利好消息，当时QQ的用户日增几十万。
当时的调查显示，95%的网民认为断网影响了生活。换句话说，就相当于有95%的网民认为，作为一种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如果不正常工作，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云存储、云计算，因为有个“云”字，听上去好像虚无缥缈，洁白轻盈，没有污染。但是这背后都是由数不清的硬盘、水泥建筑、电力设施构成的沉重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基础设施。它们既不洁白也不轻盈，而且也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没有成本，没有限制的存储能力。我们的每一次搜索、通话、在线听音乐、看视频其实都会耗费大量的能源和资源。
基础设施媒介与权力运作
不过关注基础设施媒介，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放弃对于社会的关注。
人类学家发现，基础设施在不同的文化中，功能也不完全一样。
比如一般来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应该是隐蔽的，不可见的，像管道、电线尽量都埋在地下，手机基站基本上都是藏在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里，我们也看到一个相反的现象，有时候基础设施并不是隐藏的，而是凸显的。
人类学家拉金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时，提出了一个“基础设施崇高”的概念，就是说，在后发达国家中，基础设施本身扮演着权力的崇高感。
人类学家拉金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时，提出了一个“基础设施崇高”的概念，就是说，
在后发达国家中，基础设施本身扮演着权力的崇高感。
大家可以感受到，目前中国的技术成就成为我们特别自豪的事。比如我们出国如果看到国外没有最新的高楼大厦、高铁、地铁、高速公路，没有方便的手机支付、物流、网购，或者上网速度慢，就会燃起自豪感。
我们对技术的崇高感里，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认同社会制度或权力的崇高。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对基础设施非常注重，有意把基础设施修得特别突出，像什么大桥、高楼、电视塔，包括行程码、核酸码、关键词审核等，其实都是暴露基础设施的存在。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新政策，就是“新基础设施建设”，其实这都说明基础设施在我们的社会中间是非常凸显的。
反过来说，这其实也在彰显社会权力的运作。比如每个基础设施媒介的后面都涉及到分类、标准的制订、所有权、管理方式、数据监管等诸多政治问题。比如我们上一期讲的汉字输入时如何去适应字母文字的信息化标准问题，其实也是个基础设施的问题。
同时，媒介基础设施建立好之后，如何使用，媒介技术又会如何重新组织社会，这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大家了解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这也是我们从技术决定论的角度，来讨论媒介影响的最后一集。下一集，我们就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人如何创造和使用媒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参考书目
约翰·D·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邓建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布莱恩·拉金：《信号与噪音：尼日利亚的媒体、基础设施与都市文化》，陈静静译，商务印书馆，2014.
唐仕哲.海底云端: 网际网路的基础设施探问[J].《新闻学研究》, 2020, (145): 1-48.
Bowker, G. C., & Star, S. L.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Starosielski, N. The Undersea Network.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