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被支配的恐惧与赛博的反叛：信息传播如何解决社会控制危机？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个奇怪的表达：赛博。像是赛博空间、赛博朋克、赛博格等等。最近因为《赛博朋克：边缘行者》这部动画片的热播，前几年被大家寄予厚望但体验不佳的《赛博朋克2077》又重新被玩家捡起。
《赛博朋克：边缘行者》
那么，赛博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不是一个现代词汇，它来自希腊语，意思是舵手、操舵术。赛博这个词，和我们今天要讲的控制论，有很紧密的关系，它最早就是由控制论的提出者诺伯特·维纳引入到我们的科学界的。
诺伯特·维纳
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受维纳的影响，创造了赛博空间这个新词用来描述互联网宇宙。在他的小说《神经漫游者》中，吉布森对赛博空间作了这样的描述：
赛博空间是所有国家的几十亿合法用户每天都能体验到的一种交感幻象，是从人类系统的各台电脑中抽离出来的数据图示，它具有无法想象的复杂性。光速在由人脑和数据群构成的非空间里漫游，就像城市的灯光逐渐消失。
《神经漫游者》
这样一段充满诗意的描述其实就来自于维纳的研究领域。维纳最早将机器智能、数据交换与人脑的运作机制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机器是如何具有智能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底层逻辑是什么，传播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关键作用？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控制论视角下的信息传播，会对我们的媒介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二战中的飞机轨迹预测
说起控制论，就要提到发明者维纳。他小时候是个神童，11岁上大学，18岁拿到哈佛博士学位，在他父亲影响下，5岁就用希腊语、拉丁语朗诵诗文，在他熟悉的希腊文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舵手的描述，因为希腊当时有很多航海家，所以1948年他在给自己新发明的这个理论起名字时，灵感一现就想到了cybernetics这个词。
古希腊舵手形象
也就是说，控制论的直译就是赛博。这个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某种调节手段，来达到特定的目的。那么什么是控制论？用维纳的话来说，就是“关于动物与机器中控制与传播的理论”。这里把控制和传播画上了等号，所以它与传播学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维纳认为，社会过程充满着偶然性，并不像牛顿的理论描述的那样井井有条，只要确定了物体的受体情况和初始状态，就可以判断它在任何一个时间的位置和速度。由于各种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物体随时会偏离我们最初的设定，因此不能设定好初始状况就不管了，而是要随时进行控制与干预。
维纳在二战时期曾经参与过盟军的自动防空大炮项目，他是在计算飞机飞行轨迹的研究中形成了控制论的思想，并且把它从机器和通讯领域，推广到整个生物界和人类社会。
他发现，高射炮在瞄准飞机射击时，由于炮弹在空中到达飞机的位置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发射时，就不能对准飞机当前的位置，而要提前预测。但是，飞机的飞行轨迹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它可以向着不同的方向前进。
二战中的防空炮
不过好在飞机的运动方向不是任意的，运动轨迹的概率可以概括。比如一架高速飞行的飞机，下一秒倒退的概率就很小，也无法垂直上升或下降，只能以一定角度向前方某个曲线上的点运动。所以说到底，对飞行轨迹的预测，就是消除对飞机位置的不确定性，计算飞机在不同点出现的概率问题。
这个问题，在信息的传播中也同样存在。我们前面在讲到信息论时介绍过，信息可以消除不确定性。就拿飞机轨迹预测这里面的传播来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将通过雷达获得的飞机的位置信息，反馈给预测机，就可以大大提高预测的正确性。而这个过程，并不需要人工干预，只需要机器之间连接的所谓“神经系统”，也就是线路进行自动信息传播即可完成。
传播就是控制
按照这个办法，改进后的射击指挥仪，可以比之前的系统提前1秒预测敌方飞机的位置。虽然维纳他们设计的射击指挥仪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结束，最后没有投入使用。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反馈在控制过程中的重要性。
所谓的反馈，就是不断地将行为结果的信息返回给行动者，行动者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己后面的行动。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正反馈就是告诉行动者，结果和预测的完全相同，不需要改变原来行为，只要继续按计划做就可以。负反馈则相反，它告诉行动者，实际结果与你计划的结果有一定距离，你需要改变原有的行为。
所谓的反馈，就是不断地将行为结果的信息返回给行动者，行动者根据这些信息，调整自己后面的行动。
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正反馈就是告诉行动者，结果和预测的完全相同，不需要改变原来行为，只要继续按计划做就可以。负反馈则相反，它告诉行动者，实际结果与你计划的结果有一定距离，你需要改变原有的行为。
维纳的Cybernetics
在这两种反馈中，显然负反馈更重要。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负反馈，系统才能够应付牛顿的理论所应付不了的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
比如夏天我们的空调设置在26度，在运行的过程中，空调就要不断地测量室内温度，如果低于26度，就停止制冷，如果高于26度，就启动压缩机制冷。这样就不用人的干预，机器自动做出判断。
大家是否留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控制是通过信息传播完成的。因此，控制和传播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和能量没有关系，和信息却息息相关。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反馈过程中，传播就是控制，控制就是传播。
所以维纳的控制论将传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传播就是整个人类生物体系和机器体系运转的最重要的一个秘密。
机器智能的来源
在维纳的控制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结论，甚至有许多人认为是这个理论最重要也是最可怕的一点，那就是以一定目的为中心所进行的因果循环之中，机器可以摆脱人而自动运行，机器似乎具有了某种智能。
我们要注意，控制论的反馈与调整过程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循环性的。也就是上一次行动的结果，当被反馈传播给行动者时，行动者作出调整，这个结果会影响下一次行动，它就成为了下一次行动的原因，以此类推，无限因果循环下去。
在计算机编程中，这就是递归。就是一个条件不断地应用于自身，不断地调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机器的运行就不再需要外界干预，可以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演化。像现在某些科幻影视作品里，比如说《西部世界》或是《异星灾变》里面机器人失控杀人的剧情，其实背后就是这个递归的逻辑。
《西部世界》海报
那如果说机器会如此，人是不是也会在一种信息控制的循环逻辑里呢？维纳后来还进行了人脑的研究，他发现人的脑部神经系统的运行，也是基于上面所说的这种因果循环的模式。无数的神经元也是按照与机器类似的反馈机制在运作。而人的智能也同样基于维纳所说的反馈控制机制。
顺便说一句，中文把cybernetics翻译成控制论，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最早翻译这个概念的译者后来反思，认为可能更合适的是翻译成机械大脑论，翻译成控制论和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系。
我们看，在控制论的理论视野下，机器的智能发展到后面其实是有些可怕的。控制论的理论贡献也正是在这里，它打破了无机物与有机物之间的界线，加入信息反馈之后，机器仿佛有了生命和智能，可见传播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这一思想也打破了传统哲学的基本二分法，开启了机器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大门，也大大提升了传播的重要性。
信息是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
对维纳而言，反馈的接受者是机器还是人，系统是机器还是社会，无关紧要，其原理完全一样。社会范围内的信息反馈和传播（比如舆情监控）由于具有如此重要的控制作用，所以它成为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黏合在一起的混凝土。
现在，控制论所说的传播反馈的原理被广泛应用到自动化、人工智能、电讯研究、精神分析、人脑研究、基因研究、假肢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美国学者贝尼格还将维纳的控制概念扩展到社会领域，并以控制方式的变化为线索来观察西方现代历史。
他认为，不同的时代都在对社会进行控制，而控制就等于信息处理和交互传播，正是通过反馈，控制者和被控制者才得以连接在一起。信息是控制的关键，包括信息处理过程和信息传播两个部分。
就现代而言，贝尼格认为，是韦伯发现的正当化和官僚制导致了新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的出现，解决了工业社会的控制危机。而今天随着技术的发展形成的新危机，似乎又在呼唤着新的控制革命。这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的新型控制方式。这一控制贯穿于生产、分配与消费中。
不论哪个时代的控制，信息、控制与传播都是控制的核心要素，但是在当代它们体现得更为突出了。比如过去发一个邮件，中间经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不知道要等多久，也不清楚是否寄错或丢失了。但现在，物流的每个环节都有扫码信息登记，我们便可以收到邮件位置的反馈，丢东西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我们对于邮件和物流过程的控制，通过传播技术和数据就变得更有效了。
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也受到了控制论的启发，在他提出的政治系统理论中，反馈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一环。其实反过来，我们今天也可以从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中看到，为了保持政策系统的平衡与正常运转，公众对于政策与公共事务的意见与评论，也在影响着各级政府的决策。
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也受到了控制论的启发，在他提出的政治系统理论中，反馈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一环。
其实反过来，我们今天也可以从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中看到，为了保持政策系统的平衡与正常运转，公众对于政策与公共事务的意见与评论，也在影响着各级政府的决策。
戴维·伊斯顿
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ch）甚至认为，传播就是政府的神经系统。我们前面讲到社会对媒介的影响时，提到了智利的cybersyn项目和苏联的OGAS项目，它们都是控制论影响下的产物，在苏联解冻时期，赫鲁晓夫允许科学家们引进西方理论，控制论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苏联得到了广泛接受，成为最流行的理论之一。当然，这也影响到了中国。
控制论的人文讨论
维纳的控制论1948年出版，风行全球，中国在1961年就翻译引进。在20世纪80年代，控制论和受它影响的系统论、信息论一起作为“老三论”，影响到各个领域。后续它从最初简单的模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这个演化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波以动态平衡作为核心概念（1945－1960），认为系统在遇到外部环境变化或冲击时，可以利用信息反馈保持稳定状态。
第二波围绕反身性展开（1960－1980），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效果，因为反馈同样适用于系统的观察者。我们过去是站在系统外来观察系统的反馈，但是一旦把反馈用于观察者本人，就会发现我们的观察本身也是一种反馈。也会遭遇控制论的所有命题。
目前我们所正在经历的是第三个阶段，强调虚拟性（1980至今），认为通过反馈，系统可以自我生成、自我组织，具有了与人一样的生命形态。这些发展，使得控制论近年来又重新成为了人文学者讨论的焦点。
作为一个有人文关怀的科学家，维纳也为该理论的社会影响表示担忧。他在很早前，就已经看到控制论指导下的工业自动化可能会带来工人失业，甚至看到了随着机器自动化和智能的发展，机器之间通过交流就可以做出决策，机器甚至可以生产机器，最后机器可能取代人类。
维纳一直在提醒公众，要尊重人的价值，不能仅仅用商业的或者技术的逻辑来对待人，同时人类不能为了便利，放弃自己的自主权。所以后来他写的一本介绍控制论的通俗读物，名字就叫“人有人的用处”。
不过尽管他如此呼吁，似乎大的趋势也不可逆转。在这个昔日神童后来的著作与演讲中，一直都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和他有着相似看法的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66年，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他悲观地预言，哲学已经被控制论所取代。原因就是控制论让人看到人与机器的二分法的崩溃，让机器具有发展起智能，反过来操控人的可能性。
不过尽管他如此呼吁，似乎大的趋势也不可逆转。在这个昔日神童后来的著作与演讲中，一直都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和他有着相似看法的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
在1966年，海德格尔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他悲观地预言，哲学已经被控制论所取代。原因就是控制论让人看到人与机器的二分法的崩溃，让机器具有发展起智能，反过来操控人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
当然，离这一天的到来尚有一段时间，我们今天要担心的可能是前面所提到的另一种政治系统下的信息“控制”。虽然维纳所说的“控制”更多是在机器自动化的意义上的控制，而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操纵”，但是这一观念一旦从高射炮瞄准、导弹导航和计算机领域推广到人的神经系统和整个社会，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谁来控制、通过什么途径控制、控制会对被控制者产生什么后果等这些在自动化领域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疑问接踵而来。社会控制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收集反馈信息，还希望通过主动的传播操纵公众，这就产生了我们说的另外一种传播的控制。
传播学的诞生，便是“有意图地施加影响”这一观念的产物。进入20世纪，大众逐渐从历史的背景走向舞台的中央。对于赞成精英政治的人来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意味着“大众的反叛”。在政治上，大众拥有绝大多数的选票，在经济上，他们是消费市场中的大多数。
大众(mass)这个词的原始意思含有贬义，暗示他们是一盘散沙，一群无法控制的乌合之众。港台一些人就把它翻译成“麻丝大众”。在此基础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松散的大众社会理论(mass society theory)，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来自乡村的“无根的个体”纷纷涌入城市，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衰落，人类的组织形态由共同体向社会过渡，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易地对大众进行控制。
因此，20世纪初，也是宣传、广告、公关等各种控制大众的“科学”技术兴起的时期。控制大众的心灵，就意味着掌握了权力与财富。比如二战时期美国军方为了提高军队士气，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斯托弗所组织的“美国士兵”项目，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他的传播说服研究，一直延续到战后。
卡尔·霍夫兰
为了取得二战的心理战和战后全球冷战的胜利，美国政府、军方和基金会投入了大量资金，设立研究项目。这些项目让传播学从无到有，突然勃兴，成为战后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这些外部力量促进了传播控制话语成为主导，甚至有人将其命名为“强迫的科学”（science of coercion），或者叫“胁迫的科学”。
这样一种对传播的定义，再加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逐渐盛行，导致20世纪40年代以来，不少具有科学精神的社会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实验、调查等方法，找到开启人类心灵的万能钥匙。以卡尔·霍夫兰为代表的耶鲁大学心理学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实验，想解开人类态度变化的秘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今天仍被许多广告商、公关人员、政府官员们固守。
控制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公众一定会被控制呢？虽然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很多例子支持这一结论，比如纳粹德国宣传机器使德国成为战争的发源地，美苏冷战期间的强大宣传攻势能够让谎言成为真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让大众失去理性判断。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找出无数的反例，证明要说服大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广告制作者为了吸引大众分散的注意力挖空心思，但是结果却不甚理想；投入巨资宣传的商业大片，也经常遭遇血本无归的惨败。
传播作为一个复杂的现象，会受到社会文化、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影响，受众也并不是被动的靶子。在多种条件的作用下，传播活动常常产生潜在的、长期的、控制者预料不到的结果，并不存在着放之四海皆准的客观“规律”。所以，仅从传者一方出发，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如果想传通，必须尊重受者的主动选择，要把传受双方放到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虑。
传播作为一个复杂的现象，会受到社会文化、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影响，受众也并不是被动的靶子。在多种条件的作用下，传播活动常常产生潜在的、长期的、控制者预料不到的结果，并不存在着放之四海皆准的客观“规律”。
所以，仅从传者一方出发，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如果想传通，必须尊重受者的主动选择，要把传受双方放到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虑。
此外，生活中的大量传播行为，并不一定要操纵他人。比如在以发展关系为目标的人际传播中，首先要尊重对方的独特性，而不是把对方看做是一个客体，如果抱着功利的目的玩弄权术，那么很难建立真正的良性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传播是控制”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对科学的盲目信仰，把自然界与社会简单地等同起来，用征服自然的方法去“征服”社会、“征服”他人。这种工具理性的危害，我们现在都已经有目共睹。
最后，关于本讲重点讲到的维纳，还有一个小花絮。维纳与中国非常有缘份，他的第一个博士就是中国人李郁荣，据说李郁荣非常沉稳，维纳则天马行空，师徒二人正好互补，他们两个一起从事了最早的离散计算机研究，只可惜当时麻省理工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支持，这个项目没有进行下去，否则有可能改写计算机发展历史。
最左为维纳，最右为李郁荣
1936年维纳受李郁荣邀请，还来中国清华大学任教一年。维纳自己认为，在清华大学的一年，才是控制论思想萌芽的一年。作为一个懂得欧洲各国语言的语言天才，维纳还学习了中文，据说可以用中文自如地点菜。维纳十分怀念在中国的经历，在日本入侵中国后，他也同情中国，谴责了日本。
维纳和夫人在清华大学
好，这一集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在生活中有留意到控制论的相关应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下一集，我们将介绍作为游戏的传播。感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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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诺伯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诺伯特·维纳：《控制论：或动物与机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王文浩，商务印书馆，2020.
3.弗洛康韦、吉姆·西格尔曼：《维纳传：信息时代的隐秘英雄》，张国庆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
4.许煜：《递归与偶然》，苏子莹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5.James Bernig. Control Revolution: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克里斯托弗·辛普森：《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王维佳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