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记者应该追求正义还是保持客观？新闻专业与边界管理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前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了“新闻专业值不值得报考”的问题，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新闻工作没有专业壁垒，任何人都可以从事。但是对于许多新闻工作者而言，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业余的新闻工作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边界。这条边界除了一些外在的报道技术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这个职业的理念存在不同。
前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了
“新闻专业值不值得报考”
的问题，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新闻工作没有专业壁垒，任何人都可以从事。但是对于许多新闻工作者而言，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业余的新闻工作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边界。
这条边界除了一些外在的报道技术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这个职业的理念存在不同。
事实上，即使在新闻工作者内部，也存在职业理念的差异，有的时候还相当巨大。比如前段时间有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不止不休》，这里面就戏剧性地表现了两种职业理念的冲突。
白客扮演的年轻记者开始本来是“卧底”，去体检代检现象，但是后来发现代检者中很多人是因为携带不具有传染性的乙肝病毒，在入学和求职过程中受到歧视，于是他又撤回原来揭露代检的稿子，改为要替乙肝病毒携带者讨回公道，从而改变社会中的歧视性政策。他认为，新闻工作应该参与和改变现实，要为弱势群体主持正义。但是，张颂文扮演的老记者则认为，新闻工作者只是旁观者，并不能改变现实，不应该投入太多个人的情感。
白客扮演的年轻记者开始本来是“卧底”，去体检代检现象，但是后来发现代检者中很多人是因为携带不具有传染性的乙肝病毒，在入学和求职过程中受到歧视，于是他又撤回原来揭露代检的稿子，改为要替乙肝病毒携带者讨回公道，从而改变社会中的歧视性政策。
他认为，新闻工作应该参与和改变现实，要为弱势群体主持正义。但是，张颂文扮演的老记者则认为，新闻工作者只是旁观者，并不能改变现实，不应该投入太多个人的情感。
电影《不止不休》剧照，图源：iqiyi.com
尽管电影最后以“参与者理念”的成功结尾，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参与者还是旁观者的角色，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冲突。
尽管电影最后以“参与者理念”的成功结尾，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参与者还是旁观者的角色，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冲突。
除了这两个职业观念的冲突外，新闻工作中还存在哪些理念冲突，新闻工作是一个专业吗，职业新闻工作者是如何维持职业工作者和业余工作者之间的界线的？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新闻从业者的自我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媒介的内容生产的。
除了这两个职业观念的冲突外，新闻工作中还存在哪些理念冲突，新闻工作是一个专业吗，职业新闻工作者是如何维持职业工作者和业余工作者之间的界线的？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
新闻从业者的自我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媒介的内容生产
的。
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定位
我们刚才提到了媒体工作者的职业角色定位中，存在参与者与中立者的差异。要判断哪种角色更合理，必须要理解它们背后的前提假设与逻辑究竟什么。
参与者的角色有时也被称作鼓吹者（advocate），它兴起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熟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之中。这种角色常常出现在社会动荡或者变革时期。这种观念认为，记者不仅要记录，还要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的政治运动之中，干预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向着理想的目标前进。
参与者
的角色有时也被称作鼓吹者（advocate），它兴起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熟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之中。这种角色常常出现在社会动荡或者变革时期。
这种观念认为，记者不仅要记录，还要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的政治运动之中，干预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向着理想的目标前进。
参与者的表现形式要比中立者复杂，有的时候他们站在公众一边，代表他们展开调查，讨论重大政策，批评或反对政府以及社会组织；有的时候他们又站在政府或社会组织一边，成为某个政策的拥护者和宣传者；还有的时候他们还会独立于公众和政府，扮演启蒙者的角色，倡导精英主义的观念。
参与者的角色带给新闻从业者极大的职业满足感，带有比较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他们希望通过大众媒体，影响公众和社会。参与者往往对现实不满，心中有着一个理想的目标或乌托邦，倾向于社会变革或改革。也因此，参与者对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不十分在意，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启蒙者和批评者，高于公众，可以超越公众的监督。
参与者的角色带给新闻从业者极大的职业满足感，带有比较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他们希望通过大众媒体，影响公众和社会。参与者往往对现实不满，心中有着一个理想的目标或乌托邦，倾向于社会变革或改革。也因此，
参与者对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不十分在意，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启蒙者和批评者，高于公众，可以超越公众的监督。
电影《聚焦》剧照，图源：bing.com
而中立者的职业角色形成于20世纪初，它伴随着客观性的出现而被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和商业、权力的介入使得新闻业面临着信任危机。这一职业角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中立者主张客观地报道新闻，将事实与观点分开，使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尽可能中立地反映“现实”。为了避免新闻从业者的主观倾向和偏见，一般会将不同的观点并列报道，保持平衡。
而
中立者
的职业角色形成于20世纪初，它伴随着客观性的出现而被确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和商业、权力的介入使得新闻业面临着信任危机。这一职业角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中立者主张
客观地报道新闻，将事实与观点分开，使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尽可能中立地反映“现实”。为了避免新闻从业者的主观倾向和偏见，一般会将不同的观点并列报道，保持平衡。
中立的职业角色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古典自由主义。这种观念认为，每个新闻从业者纵然有偏向，但只要各个媒体享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的自由，保证向意见的自由市场提供不偏不倚的材料，公众就会根据自己的理性做出正确判断。不难发现，这种观念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非常接近。
中立的角色一般倾向于社会稳定。这种角色承认既有的社会制度已经大体完善，新闻从业者只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传递渠道，它的功能在于维持整个社会系统正常地运行。
中立的角色反映了公众对话语权拥有者的警惕与约束。新闻从业者的主业是提供事实和未经加工过的信息素材，这样可以尽可能地限制他们的权力，避免操纵大众。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最安全，最具操作性的报道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争议，获得公众的信任。
参与者与中立者只是两个理想类型，现实中还有一些复合型的角色。有的研究者区分出了4个职业角色——传播者、解释及监督者、对立者和民粹主义者及动员者（disseminator, interpretive－wachdog, adversarial, populist-mobilizer）。
参与者与中立者只是两个理想类型，现实中还有一些复合型的角色。有的研究者区分出了
4个职业角色
——
传播者、解释及监督者、对立者和民粹主义者及动员者
（disseminator, interpretive－wachdog, adversarial, populist-mobilizer）。
传播者的角色将新闻工作主要定义为以最快的速度将信息散布到最广大的受众处；解释者则主要调查官方声明、分析复杂问题、讨论国家政策；对立者则与官方与商业机构保持对立状态；民粹主义者及动员者则把新闻从业者也看作公民的一分子，不做旁观者，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将媒体作为论坛，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实际工作中，参与者与中立者这两种职业角色并不截然对立，比如参与者也要坚持最低限度的客观性，不能提供虚假信息，而中立者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要实现的理想与意图，只是在表达时要遵守基本规则，约束报道者的激情。
在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国电影《她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角色的结合。对于掌握着许多资源的娱乐圈大佬对女艺人的性侵，《纽约时报》的女记者们当然充满愤怒，但是她们却要遵守新闻报道的中立原则，只有在受害者愿意在新闻中公开表达时，才能够进行报道。所以报道中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当事人是否愿意在新闻中发声，甚至最后报道变成了一个如何突破保密协议约束的法律技术问题。而且为了保持观点平衡，在发表之前也要被揭露者做出回应。
电影《她说》剧照，图源：douban.com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律师几乎是全程参与，中立者要遵守的所有程序，说到底都是为了避免法律纠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立者的角色也是新闻界逐渐适应社会环境的产物。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精神
这样一套融合了参与者的社会抱负和中立者的程序约束的行为规则，就被称之为“新闻专业主义”。其实“专业主义”这个概念的翻译不是特别准确，它并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只是某个职业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底线和操作规范。像医生、律师等职业都要遵守自己行业的一套职业准则，我们也未必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主义”存在。所以，我认为更准确的应该翻译为“职业准则”或“职业精神”。
这样一套融合了参与者的社会抱负和中立者的程序约束的行为规则，就被称之为
“新闻专业主义”
。其实“专业主义”这个概念的翻译不是特别准确，它并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只是某个职业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底线和操作规范。像医生、律师等职业都要遵守自己行业的一套职业准则，我们也未必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主义”存在。所以，我认为更准确的应该翻译为“职业准则”或“职业精神”。
这一系列职业准则将新闻从业者与业余报道者区分开，为他们的新闻工作提供了正当性，即他们的行为不论表面上看有多么不合常理，但是最终是有助于社会的。比如为什么一定要呈现对立方的意见，为什么一定要采访受害者并倾听他们的声音等，这些可能会被认为是传播错误声音或者是对受害者二次伤害，但是就像律师也要为犯罪嫌疑人辩护一样，虽然表面上看它们违反了社会常识，但是从社会整体来看，它们是合理的。
至于新闻的职业精神应该是什么，在不同的文化中会有一些差异。像在美国就包括必须核实新闻事实、观点和意见分开，向公众交待报道者、信息来源的身份和信息获取的方式（即透明性），为公众服务，独立于商业与政治、追求社会正义等。大家感兴趣，可以参考方可成在“人生无限书单”里对《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那本书的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欧洲各国的新闻职业精神呈现出巨大差异，像英国和美国自由主义风格的职业精神比较接近，但是像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新闻工作者就没有那么独立，常常有明显的党派倾向。
美欧的新闻职业精神是在商业自由主义条件下形成的。和它相比，中国的新闻职业精神的来源就更复杂。它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历史使命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要求、源自西方但被“本土化”了的商业媒体的传统。
美欧的新闻职业精神是在商业自由主义条件下形成的。
和它相比，中国的新闻职业精神的来源就更复杂。它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历史使命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要求、源自西方但被“本土化”了的商业媒体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有代表道统和为民请命的责任感，不仅要追求个人成就，还要有益于社会与国家，于是除了做官和参与政治活动外，现代的报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实现个人经世济民目标的途径。
像民国时期的《大公报》提出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原则，就是一种带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特色的职业精神。共产党的报人邓拓除了是个干部外，也具有传统的士大夫精神，顾行、成美的《邓拓传》和齐慕实的《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一书里都写到了这一点。
邓拓，图源：bing.com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制度形成于延安时期，在1949年后不断完善。一个核心的要求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为国家建设服务，简单概括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具体来说，就是不能追求表面的客观中立，要有明确的党性立场，正面报道为主，进行典型宣传，服从组织，为大局服务等。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制度
形成于延安时期，在1949年后不断完善。
一个核心的要求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为国家建设服务，简单概括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具体来说，就是不能追求表面的客观中立，要有明确的党性立场，正面报道为主，进行典型宣传，服从组织，为大局服务等。
第三种商业化媒体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和西方的一样，是为了避免法律的纠纷，同时还要避免在政治上犯错误，以“舆论监督”的名义为政治体制纠正错误。
中国的新闻职业精神这三个来源都具有比较强烈的参与者角色。中国自近代引入现代新闻事业以来，一直以救亡图强为己任，或者推动改革，或者启发民智，或者宣传鼓动，或者推动民主自由的实现。不论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监督批评政府，参与者的角色认知始终占据主导。
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商业新闻媒体的衰落，宣传者的角色逐渐占据主导，参与者的职业精神缺乏中立者的职业精神加以平衡。同时随着大量业余的自媒体加入，流量至上也缺乏职业精神的约束，总体上导致当下新闻职业精神出现危机。
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商业新闻媒体的衰落，宣传者的角色逐渐占据主导，参与者的职业精神缺乏中立者的职业精神加以平衡。
同时随着大量业余的自媒体加入，流量至上也缺乏职业精神的约束，总体上导致当下新闻职业精神出现危机。
新闻职业精神的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闻职业精神都面临着挑战与批评。首先是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的威胁。传统的新闻职业精神的底色是自由主义，大部分代表传统新闻职业精神的典范媒体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这就让保守主义者产生不满，他们认为这些表面中立的媒体实际上具有“自由主义偏见”。于是以福克斯新闻为首的保守主义媒体放弃了中立的立场，强调自己的党派倾向。
近年来在新媒体上盛行的民粹主义与身份政治将传统的自由派媒体称之为“建制派媒体”，顺带着将他们的报道规则也视为一种代表少数精英的偏见。
不少新媒体崇尚外部的多元性，认为传统媒体的那种在同一个媒体上通过客观中立和平衡实现多元主义的新闻理念已经过时，他们追求个性化的表达与鲜明的立场，对于事实的核查、多元声音的呈现不以为然。这些媒体在市场上收获了大量情绪化的用户，这也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新闻职业理念。
不少新媒体崇尚外部的多元性，认为传统媒体的那种在同一个媒体上通过客观中立和平衡实现多元主义的新闻理念已经过时，他们追求个性化的表达与鲜明的立场，对于事实的核查、多元声音的呈现不以为然。
这些媒体在市场上收获了大量情绪化的用户
，这也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新闻职业理念。
除了现实中的挑战外，新闻职业精神也一直面临着来自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新闻职业精神的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用来避免来自公众的批评。他们把自己塑造为专业的代表，将自己神秘化，用独立、自治等话语来搪塞公众的不满。
另一些批评者认为，新闻中讲求客观中立，只不过是一种客观性的仪式，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媒体报道，只用呈现表面的戏剧冲突，不用去深入调查，另一方面也可以不得罪任何一方，逃避批评。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媒体能够实现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忽视了公共利益。比如一些学者就认为，正是因为美国的新闻界追求观点平衡，总要给反对者发言的机会，才让麦卡锡可以大肆传播他的观点，助长了他利用反共旗帜迫害不同政见者的行为。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新闻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专业，并没有专业壁垒，只是一种手艺或技艺。所谓的专业只不过是一个通过讲述各种传奇与故事而形成的阐释性共同体。比如美国新闻界会通过讲述水门事件、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等建立起行业的自豪感，中国的商业媒体新闻工作者则会通过讲述孙志刚案、银广夏事件、定州血案等热点事件的故事，来建立起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认同。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新闻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专业，并没有专业壁垒，只是一种手艺或技艺。
所谓的专业只不过是一个通过讲述各种传奇与故事而形成的阐释性共同体。
比如美国新闻界会通过讲述水门事件、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等建立起行业的自豪感，中国的商业媒体新闻工作者则会通过讲述孙志刚案、银广夏事件、定州血案等热点事件的故事，来建立起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认同。
所以，新闻职业精神并没有固定标准，是从业者们通过自己的文化阐释过程逐渐建立起来的，说到底，这是一个话语行为，它既形成了这个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建立起了“什么是好新闻”和“优秀的记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共识。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新闻职业精神又受到了来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挑战。最明显的是他们的权威受到威胁，这涉及到对新闻的定义以及谁可以决定这个定义的问题，抽象地说，就是对于知识的定义及其管辖权的问题。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新闻职业精神又受到了来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挑战。最明显的是他们的权威受到威胁，这涉及到对新闻的定义以及谁可以决定这个定义的问题，抽象地说，就是
对于知识的定义及其管辖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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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职业新闻工作者在面临新闻权威衰弱时，还会进行边界的管理与范式的修补。一方面对内部不合格的新闻报道和行为进行批评和纠正，清理门户，像区分娱乐与新闻、对事实核实的强调及对伪造事实问题的揭露、对洗稿和抄袭现象的讨伐等。
另一方面还会针对来自外部的威胁进行防御，目前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于新媒体的新的工作方式与呈现方式的冲击。比如怎样看待流量的问题，如何看待读者批评新闻报道不遵守职业道德的问题，如何区分核实性的新闻报道和媒体融合的策展式新闻等。
总之，目前的新闻职业精神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工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的问题，它涉及到公众是否能够承认新闻工作仍然在为公众利益服务，能否信任新闻报道的质量及其标准。
面对着越来越多来自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挑战与公众更高的要求，传统时代形成的精英主义职业精神也需要与时俱进做出调整。当然，在中国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取决于职业共同体，还取决于我们下一次要谈到的制度问题。
面对着越来越多来自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挑战与公众更高的要求，传统时代形成的精英主义职业精神也需要与时俱进做出调整。
当然，在中国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取决于职业共同体，还取决于我们下一次要谈到的制度问题。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