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传播是一种传递？在等待戈多的途中，陷入沟通的僵局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上一讲我们讲了传播的由来，也顺带介绍了中国传统的传播观念，提到中国人在意权威与同一性，并且默认了只要传播，就一定可以或者说必须达成一致。这种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预设了传受双方完全一致的理想，含有唯我论的意味。
这和我们今天要讲的“传播是一种传递”的观点就联系起来了。
这种对传播的过高期待，是否会带来交流的障碍与隔阂？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当“我”成为中心之后，“我”是否能被真正地理解，并与外界建立真实的联系，还是说为此我们不得不将心灵禁闭在盒子中，孤独地面对世界？
这一集，我们就从“传播是一种传递”的角度，来回应下传播的意图与解读的问题。
传播信息和传递物品有何不同？
“传播是一种传递”，是大部分人对于传播的理解。
每次我在课堂上说起什么是传播时，同学们第一个反应大多是：“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说到传递，我们常常想到物流，或者给人递一件物品。这种通过物体的移动来理解信息的传播，可能是我们理解传播最直观的方式。
但是信息的传播和物的传递并不完全相同。比如物体的传播是延时的，信息的传递却是即时的，买过虚拟商品，比如电话卡、电子书的人都知道，信息性的商品是可以立即传送接收的，而物质商品则要等一段时间物流才能够送到。
另外，我把一块面包给了你，我就两手空空了。但是我通过音频节目把信息传递给了正在听节目的你，但是我仍然拥有原来的信息。就像杰斐逊说的，知识就像蜡烛，以一根蜡烛点亮另一根蜡烛时，本身的光却不会减损。
还有，如果我把一个面包交到你手里，如果没有意外，面包还是那个面包。但是如果你听这个音频节目，相信100个听众会有100种不同的理解，而且肯定和我的理解不完全一样。
将传播理解为传递，和传播观念产生时的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因为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人类的交通运输方式不断革新，蒸汽火车、蒸汽轮船相继被发明，旅行变得越来越方便和普及。交通成为人们头脑中解释信息传递的最直观的模型。
再加上Communication这个词最初就有“交通”的意思，所以传播很容易被想像成是某个东西从甲地原封不动地被运输到乙地。但是当这种传递的对象由物品和人变为信息之后，状况就发生了变化。
信息的传播意在消除不确定性
那传播究竟传递的是什么呢？最早的通信工程研究者们也一直对此感到困惑。美国学者维纳比较早地接受了量子力学概率论的观点，把知识的正确性看成一种概率，从不确定性的概率角度来定义通信中传递的东西。这启发了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
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
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创始人
信息论的提出与密码学有一定关系，它最早是在二战用来预测缺失内容的。大家中学都做过英语的完型填空，那个空白即使没有字母，也不影响意思，因为它是百分之百可以通过其他已知内容推断出来的，这里虽然有缺失的内容，但是不存在不确定性。
但是有一些内容的缺失，就不一定能够很确定地推断出来，比如我们看到一些石碑或者壁画有比较大的损坏，就完全无法补充缺失的内容。《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也一样，尽管前面已经有判词预言主要人物的命运，但是我们依然无法确切地知道小说的结局是什么。
这里缺失的东西，就是我们对内容的确定性。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发现了缺失的部分，就消除了不确定性。这个缺失的部分，就包含信息。所以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就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
香农在二战时期参与盟军的密码破译项目，他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代码对应的字母，因为他将这个工作就看作是一个预测某个位置出现某个字母的概率问题，这完全不需要考虑讯息的意义。所以对于香农来说，信息是一个可以用概率进行客观衡量的客体。
如果缺失的内容我们能够预测个八九不离十，那么缺失的内容的信息量就比较低。反之，如果缺失的内容我们很难预测，那么这部分内容的信息量就非常大。
这个客观的标准放到像计算机的0、1符号传输中没有什么问题，放到密码或代码预测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假设双方对同样的字母和单词不会有理解上的偏差，这只是机器可以识别的字面上的意思。
但是如果放到现实生活中，仅仅考虑客观的字母、笔划就不够了。同样的笔画，像中国商代的那个青铜大鼎，到底上面刻的名字是“司母戊”还是“后母戊”，一涉及到意义的理解，就会出现争议。
司母戊鼎
同样的，只考虑信息而不考虑意义的解读，在现实生活中也缺乏实用性。比如一本用我们不认识的语言写的书，虽然客观上里面包含信息，但是对我们来说，它也没有消除不确定性。因此，很多人认为，对于社会性的传播来说，更重要的是意义的传递，而不是信息的传递。
信息传递中的数据失真问题
194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和洛克菲德基金会自然科学部主任韦弗（Warren Weaver）针对通信工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信息(通常是以电流形式)传递的失真问题，提出了传播的数学模式。
按照该模式，在讯息的传递过程中，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将意义编码成语言符号或者非语言符号，然后传递给受者，后者再将这些符号按照自己理解的规则解释成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符号的意义既可能有较高的确定性(比如简单明了的字面意思)，也可能有较低的确定性(比如对方眨了一下眼)，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较为确定的符号，其实蕴含着不确定的符号(比如表面上微笑表示赞扬，其实可能是嘲讽)。
因此，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会存在因为编码者和解码者的不对等所造成的错误理解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噪音，它们干拢了信道中传递的讯号，可能会影响到解码的正确性。
在社会传播中，这种所谓的噪音不仅包括物理的、环境的噪音（比如窗外小朋友的叫声和割草机的声音），还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噪音。比如这个时候你突然肚子疼或头晕，这种生理噪音就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而走神或者心不在焉，就是心理噪音。总之不可避免的噪音会干扰我们的信息传递。
当然，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信息传递中存在的错误问题。一是增加信息的冗余，也就是重要的话说三遍，这样哪怕有一遍没听到，也不影响接收效果。
比如我在节目里，会经常使用比如来给大家举些例子，或者换一种方式解释一遍比较难懂的理论。这就是一种冗余。学术书籍为什么难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重复信息比较少。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作者懒得给外行解释，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讲求传播的效率。
第二个办法就是通过反馈机制。我们可以问一下对方接收到了什么，听懂了没有。反馈的问题我们后面节目还会再重点讲，这里就不展开了。
不过要强调的是，传播的数学模式最初并不是用来解释社会传播现象的，而是为了排除符号的意义，通过概率预测未来出现的符号，解决失真问题。这个数学模式的作用，按照香农的原话来说，就是“传播（通信）的基本问题是，在一点精确地或近似地重现在另一点所选取的讯息。”
不过要强调的是，传播的数学模式最初并不是用来解释社会传播现象的，而是为了排除符号的意义，通过概率预测未来出现的符号，解决失真问题。这个数学模式的作用，按照香农的原话来说，就是
“传播（通信）的基本问题是，在一点精确地或近似地重现在另一点所选取的讯息。”
信号接受失败
对香农来说，意义是与传播的工程学无关的问题，但是它却启发了我们理解传播过程中意义的传达过程。
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意义传递的失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去解读对方讯息中的意义，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对方正在向我们传递讯息。
我举个例子。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就开始找机会和美国发展外交关系。但是因为长期封闭，彼此之间没有可靠的方法进行信息沟通。于是中国人就用了一种含蓄的方式向美国表示友好。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庆典，毛泽东邀请了在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且与他亲切交谈，他们亲密无间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这是毛泽东给美国的一个信号，意思是欢迎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因为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多次公开表示想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人没有任何反应。
斯诺在天安门城楼
后来基辛格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才说起这个信号。基辛格当时说，美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释放的友好信号，错过了这个机会，使得双方的接触晚了一些。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就是美国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人民日报》这幅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谈笑风生的大照片是一个有意图的传播行为。如果他们意识到了，相信中国人释放的善意这层意思并不难解码。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成功地传递意义，首先要对对方的传播意图有所判断。这种判断就涉及到我用什么规则来解码讯息，甚至涉及到我是否意识到这是一个传播行为。
这种关于传播的规则的传递活动，决定着传播活动，比传播活动更为根本，所以在学术上，我们把它称之为“元传播”。或者说比传播更高级的、决定着传播的传播。
“元传播”的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提出来的。他的灵感来自于在动物园观察猴子的行为。他发现同样都是猴子之间相互肢体接触，有的则被理解为是友好亲热的行为，有的则会引起双方大打出手。也就是说猴子对同样的行为的解读，还取决于他们对于对方意图的理解：对方打我一下是和我表示亲热，还是要来攻击我？
动物园的猴子
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我们会发现好朋友之间经常会相互开玩笑，叫对方不雅的外号，越是这么干，显得关系越近。但是如果换一个不那么熟的人，一旦我们觉得对方的意图不友好，那么同样的内容可能就会引进冲突。
关于意图的意图
如果我们再往下想，元传播是否只有一层？元传播的背后是不是还会有关于意图的意图？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突然听到上帝命令他以自己的儿子献祭。他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确定自己真的和上帝对过话，还是这只是自己的幻觉，如何能确定上帝的真正意图是让自己杀死亲生儿子而不是一只替罪的羔羊？
伦勃朗油画《燔祭以撒》
困境在于，对问题的确认和反馈，又需要新的传播，又将涉及对于意义的解读，如此循环，从理论上讲，便会陷入永远无法交流的僵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可能问题就出在我们在开篇所提到的，大家通常对于通过传播进行的传递活动，要达到什么目的，设置了错误的前提。“传播是传递”的话语，所要表达的传播的目的，就是传受双方的完全一致。
比如苏格拉底就认为，传播的理想境界是身体在场的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它不仅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我们前面提过的彼得斯就认为，这种将传播看作是传递的看法，其实就与苏格拉底对爱欲的观点完全一致。
理想的传播和理想的爱欲都是平等互惠，能够相互连接与理解。反过来，那些不能让人相互理解的交流，比如和对话相反的书面传播，则像是毫无目的的撒播，受者会脱离传者的约束，自由地理解文本的意义。
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认为身体在场的、排他性的一对一口语交流会比文字书写的交流更理想呢？原因在于面对面口语交流可以进行互动，辩论，最终弄清楚对方的意思。这也正是柏拉图在对话录里所记录的苏格拉底的寻求真理的辩证方法。
由此他就认为，文字的书写因为具有中介性，则失去了这种确认的可能，我们只能诠释作者的意义，却无法确认这一意义。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在媒介理论部分提到的，媒介是无处不在的。口语传播也存在着诸多媒介，比如把思想编码成语言，语言就是一种媒介。同时我们在表达中还存在身体姿态、表情、语音、语调等非语言符号，它们也充当着交流的中介。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作为一个中介，也未必保证它能准确地传达我们交流的真实意义和意图。我们会通过心理分析师来深入地了解我们自己，这说明个人也并不绝对了解自身的全部欲望和潜意识。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于交流的理解，与“传播是一种传递”的观点一样，同样会陷入僵局。这种僵局，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我需要被理解，但我不见得能够被别人所理解。
这种在传播过程中，将“我”当作中心，以“我”是否能被真正地理解，作为传播成功与否的标志，这其实是启蒙时代以来，个人主义与理性至上的产物。
当时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把世界分成了主客两个部分，让只有“我反思”这件事才是确定的，而其他人对我们来说则是无法进入的空间。比如洛克就对局限在不同身体内的私人意义是否能够变成公共意义表示怀疑。
这听上去像不像二十世纪贝克特或者卡夫卡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无法理解的困境？在《等待戈多》中，等待者与戈多之间因为缺乏信息沟通，只能去猜测，而等待者宁可以自我为中心地去臆想，也不愿(或无法)主动与戈多进行讯息沟通。这个故事可以视为一个隐喻，表明“传播是传递”这个话语终将导致交流陷入困境。
《等待戈多》舞台剧
彼得斯认为，要破解这一困境，就必须改变这种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递观念，放弃进行相互理解的完美交流的理想，转向以接受者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正是我们下一次节目要讨论的撒播模式。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补充阅读
1.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