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今天的社会运动为何难以管控？新媒体下的新群体与无组织的组织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社会运动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最早被大家关注的反映这种变化的事件，是1999年美国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第三次部长级会议遭到大批群众组织的抗议和抵制，这场运动号称“西雅图之战”，这象征着反全球化运动的正式登场。
但是，无论是世贸组织还是负责安保工作的警方，事前都没有预料到会有这场声势浩大的，由非政府组织(NGO)、工会、媒体活动家、学生团体、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人组成的广泛联盟发起的群众运动。
“西雅图之战”中，警察向群众喷洒胡椒喷雾，图源：wikipedia.org
难以预料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场运动是通过互联网组织的，事前并没有什么迹象，组织者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参加。给人的感觉就是大量抗议民众突然从天而降，令人措手不及。
这个案例很好地反映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就是技术对群体行为的影响。这一集，我们来深入谈一谈，在新媒介环境下，群体及群体运动会发生哪些改变。以及为什么分散的网络传播，却会孕育群体的合作与秩序？
新型的社会运动
其实，在新媒介环境下，类似“西雅图之战”的社会运动有很多，比如说2011年扩散至全美多座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是这样的，看上去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并没有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在一场游行结束后迅速散去，而是在网络的帮助下，建立起了松散的组织，相互协作。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还将“占领华尔街”运动称为“后官僚社会的实验”。格雷伯说，示威者希望向公众表明，人们可以在没有官僚主义的情况下履行银行的职能。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还将“占领华尔街”运动称为“
后官僚社会的实验
”。格雷伯说，示威者希望向公众表明，人们可以在没有官僚主义的情况下履行银行的职能。
大卫·格雷伯（左），图源：wikipedia.org
这种新型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崇尚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传统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基于传统层级化组织和共同的身份认同，而这种新型的运动则没有明确中心，而且不依赖明确的共同身份认同，主要依赖个人化的叙述。
这种新型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崇尚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
传统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基于传统层级化组织和共同的身份认同，而这种新型的运动则没有明确中心，而且不依赖明确的共同身份认同，主要依赖个人化的叙述。
除了“我们是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外，前两年的Metoo运动也是非常典型的新型社会运动。还有发生在环保领域内的，像是各地反对PX化工厂、垃圾焚烧厂等邻避运动，还有前几年的帝吧出征、粉圈运动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被临时组织起来的松散群体。他们都缺乏传统的组织架构，但是却能进行相互协作的集体行动，这与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的形象完全相反。
除了“我们是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外，前两年的Metoo运动也是非常典型的新型社会运动。还有发生在环保领域内的，像是各地反对PX化工厂、垃圾焚烧厂等邻避运动，还有前几年的帝吧出征、粉圈运动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被临时组织起来的松散群体。
他们都缺乏传统的组织架构，但是却能进行相互协作的集体行动，这与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的形象完全相反。
传统合作离不开制度约束
为何会这样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下组织架构对于传统的社会运动意味着什么。
我们前面讨论乌合之众的时候，其实已经大致提到过，之所以会出现勒庞所说的群众思维同一律，很大原因是个人缺乏必要的信息资源来做出理性判断。再加之群体因为缺乏统一指挥，无法协调，所以很难进行集体协作。
传统上，群体的合作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生存竞争的进化系统形成的合作策略。也就是说，自然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按照道金斯的看法，这只手就是“自私的基因”，它使得生物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形成本能的合作。
传统上，群体的合作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生存竞争的进化系统形成的合作策略。
也就是说，自然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按照道金斯的看法，这只手就是“自私的基因”，它使得生物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形成本能的合作。
比如大家熟悉的动物界的昆虫可以帮助花授粉，海里的清洁鱼可以和大鱼之间形成互助关系，蚂蚁、蜜蜂等动物会分工合作等，都是这种合作策略。但是这种合作更多的是基于进化形成的本能，而非自由意志的产物。
第二种群体合作的形式，是基于社会规则或社会关系形成的合作，这是我们这里在谈的更高级的社会层面的群体合作。它不是由遗传本能形成的，而是基于人们的自由意志产生的行为。
第二种群体合作的形式，是基于社会规则或社会关系形成的合作，这是我们这里在谈的更高级的社会层面的群体合作。
它不是由遗传本能形成的，而是基于人们的自由意志产生的行为。
但是，之前主流的看法认为，这种社会合作需要外力才能够完成。像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霍布斯就认为，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人人出于自己的利益，总是相互竞争、相互斗争的。后来之所以可以合作，是因为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压迫性权威——也就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利维坦，在它的强制和监督之下，人们才可以放心地合作。
后来另一位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洛克修正了霍布斯这个看法，他认为并不需要一个外在权威的强制，因为人们之间可以通过签订契约进行合作。
不过，不论是霍布斯向往的独断强制的国家，还是洛克提倡的基于民法的契约，都假设了要先有外在的约束性的制度体系，才能保证群体合作的顺利进行。那么，如果按他们的说法，要建立固定的制度，就意味着要配套建立层级式的官僚体制。
不过，不论是霍布斯向往的独断强制的国家，还是洛克提倡的基于民法的契约，
都假设了要先有外在的约束性的制度体系，才能保证群体合作的顺利进行。
那么，如果按他们的说法，
要建立固定的制度，就意味着要配套建立层级式的官僚体制。
正是在这样的叠床架屋的结构中，才形成了大部分人类合作的方式，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国家、党派、公司、民间组织中的合作，也就是用组织性的结构所支撑的合作。
同理，反过来，如果不具有上述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或者外在的制度保证，每个行动者就会缺乏约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各行其是，合作也就会充满困难。
同理，反过来，
如果不具有上述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或者外在的制度保证，每个行动者就会缺乏约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各行其是，合作也就会充满困难。
法国哲学家卢梭就曾经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讲到一个猎鹿的故事，描述了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合作的困难。这个故事讲，两个猎人出去打猎，他们的猎物是兔子或者鹿。如果打兔子，他们单独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而且大概率能打到，不过收益比较低；要是围猎鹿，收益就会远远高于兔子，但是必须两个人合作才能够打到鹿。
卢梭就提出了一个困境：原本准备一起围猎鹿者的猎人，是否会因一只野兔而放弃集体长远目标？
卢梭就提出了一个困境：
原本准备一起围猎鹿者的猎人，是否会因一只野兔而放弃集体长远目标？
类似的问题在大家都熟悉的囚徒困境里也存在。只有两个囚徒合作，才能够双方都获得最大利益，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对方是否真的会冒险与自己合作，因为一旦自己合作、对方不合作，自己的损失会非常大。最后，理性的选择反而导致双方都不合作，所以他们均无法达到自己最优的结果。
类似的问题在大家都熟悉的
囚徒困境
里也存在。只有两个囚徒合作，才能够双方都获得最大利益，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对方是否真的会冒险与自己合作，因为一旦自己合作、对方不合作，自己的损失会非常大。最后，理性的选择反而导致双方都不合作，所以他们均无法达到自己最优的结果。
对于自由个体合作的困境，还有的人用公用地的悲剧、搭便车效应等说法来描述每个人理性的选择反而会导致最糟糕的结果。
公用地悲剧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英国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来的一个假说。就是说，如果每个牧羊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公共草地上放羊，每增加一只羊，他们的个人收益会增长，但是同样的，草场的消耗和压力会增大。那么从每个个体的角度看，他们理性的选择是不断地增加自己放牧的羊的数量，但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后，牧羊人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过度放牧，甚至还会有新的牧羊人加入，搞得大家的羊都没有草可吃。
公用地悲剧
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英国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来的一个假说。就是说，如果每个牧羊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公共草地上放羊，每增加一只羊，他们的个人收益会增长，但是同样的，草场的消耗和压力会增大。那么从每个个体的角度看，他们理性的选择是不断地增加自己放牧的羊的数量，但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后，牧羊人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过度放牧，甚至还会有新的牧羊人加入，搞得大家的羊都没有草可吃。
我们看到城市的堵车，其实就是这种公用地悲剧的产物，每个人都想自己能够快一点，因而选择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那么最后就会导致公用的马路上挤满了车。
另一个描述自由个体合作困境的搭便车效应则相反，它是指，如果一个人为群体做出贡献，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贡献带来的成果，但是成本却由这个做贡献的人独自承担。像是一个人给管理者提意见时，如果意见被采纳，可能大家都能得到好处；但是如果管理者勃然大怒，那么代价由提意见的人承担。这就导致谁都不敢提意见，都等着其他人先发言，到最后，也就不会有人给管理者提出任何意见。
另一个描述自由个体合作困境的
搭便车效应
则相反，它是指，如果一个人为群体做出贡献，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贡献带来的成果，但是成本却由这个做贡献的人独自承担。像是一个人给管理者提意见时，如果意见被采纳，可能大家都能得到好处；但是如果管理者勃然大怒，那么代价由提意见的人承担。这就导致谁都不敢提意见，都等着其他人先发言，到最后，也就不会有人给管理者提出任何意见。
这些经典的博弈困境无非都是在说明，缺乏中心的群体就是散沙一盘，很难形成有效的合作与组织。在网络时代以前，人群确实是很难自发地进行合作的，但是把前面这些理论忽略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考虑进来，结果就会发生变化。当每个人可以在同一个平台自由分享信息的时候，一种新的群体合作方式就出现了，组织架构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
这些经典的博弈困境无非都是在说明，缺乏中心的群体就是散沙一盘，很难形成有效的合作与组织。
在网络时代以前，人群确实是很难自发地进行合作的，
但是把前面这些理论忽略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考虑进来，结果就会发生变化。
当每个人可以在同一个平台自由分享信息的时候，一种新的群体合作方式就出现了，组织架构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
蜂巢系统中的新型合作
像我们前面已经预告过的，这种新的群体不再是以传统的官僚制、等级制方式结合在一起，而是以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就描述过种新的结构。曾经当过养蜂人的凯利将其称之为“蜂群系统”，用这种结构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就叫“蜂群思维”。这种分布式系统在生物界其实一直存在，除了蜂群外，大脑神经元网络、动物食物链等都是这种结构，现代的电脑网络、社交媒体也采用了这种系统。正是通过这种分布式系统，群体不再需要依靠中心来进行协调。
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就描述过种新的结构。曾经当过养蜂人的凯利将其称之为“
蜂群系统
”，用这种结构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就叫“
蜂群思维
”。这种分布式系统在生物界其实一直存在，除了蜂群外，大脑神经元网络、动物食物链等都是这种结构，现代的电脑网络、社交媒体也采用了这种系统。
正是通过这种分布式系统，群体不再需要依靠中心来进行协调。
凯文·凯利《失控》，图源：jianshu.com
简单来说，蜂巢系统有四个特征：
首先是没有强制性的中心控制。其次是次级单位具有自治的特质。这两个特点是绑在一起的，因为“自治”就意味着每个成员要根据次级单位的内部规则以及其TA所处的局部环境状况而各自做出反应，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在控制。
首先是没有强制性的中心控制。其次是次级单位具有自治的特质。
这两个特点是绑在一起的，因为“自治”就意味着每个成员要根据次级单位的内部规则以及其TA所处的局部环境状况而各自做出反应，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在控制。
也就是说，并没有人强制规定群体中的每个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何行动完全是取决于行动者的个人意志。而且每个节点的存在也不必依赖于其他节点存在。比如理论上，你在社交媒体上发什么，只要符合法律法规，并不需要征得其他人同意，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是各行其是。
不过，这种系统的次级单位之间彼此还是高度连接的。但这种连接是点对点的对等连接，不是多对一的连接，也就是说人和人并不需要通过某个固定结点或者中枢来沟通，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任意一个人分享的内容。
不过，
这种系统的次级单位之间彼此还是高度连接的。
但这种连接是点对点的对等连接，不是多对一的连接，也就是说人和人并不需要通过某个固定结点或者中枢来沟通，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任意一个人分享的内容。
因此，这样一来，点对点间的影响就通过如此网络形成了非线性因果关系。也就是个体之间相互影响，这会使得系统中涌现出很多新的、个体本来不具备的特征，但是我们却很难确定这些特征具体是由哪些个体引起的。
因此，这样一来，
点对点间的影响就通过如此网络形成了非线性因果关系。
也就是个体之间相互影响，这会使得系统中涌现出很多新的、个体本来不具备的特征，但是我们却很难确定这些特征具体是由哪些个体引起的。
如此种种，就让新的群体从以前传统的那种线性的、可预知的、具有因果关系属性的机械关系，转向为了纵横交错、不可预测、且具有模糊属性的生命系统。
但这样的蜂巢系统也因为缺乏中心指挥，看上去很乱，不可控、不可预测、不可知，而且效率低下，充满着大量重复无用的部分和内容。
不过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它的适应力强，充满弹性，能够不断进化，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创新的可能性，能够涌现出新的特征。而且因为次级单位比较独立，人们可以大胆试验，即使失败了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也不大。
比如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典型的蜂巢系统。它缺乏一个传统百科全书那样的统一的编辑委员会和主编，各个网民都各行其是地编辑词条，参与门槛很低，人人可以参与内容生产；参与者的水平也得不到保证，看上去很乱。
比如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典型的蜂巢系统。
它缺乏一个传统百科全书那样的统一的编辑委员会和主编，各个网民都各行其是地编辑词条，参与门槛很低，人人可以参与内容生产；参与者的水平也得不到保证，看上去很乱。
但是最后，网民们依靠集体智慧，编辑出了水平不逊于传统权威百科全书的内容，并且，人们共同建设的维基百科在及时性、翔实性上甚至还超越了传统的百科全书。这充分证明了网络连接所产生的分布式知识，可能使得网络涌现出的一种新型知识形态。
美国的互联网先锋作家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他的《知识的边界》这本书中就说，新媒体不仅改变了知识的传输、存储和获得方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知识的性质。
美国的互联网先锋作家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他的《知识的边界》这本书中就说，
新媒体不仅改变了知识的传输、存储和获得方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知识的性质。
以前人们在提到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时，会说其中某个年龄最大、阅历最丰富或者学历最高的人，但是未来的房间里最聪明的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房间里的群体，而是房间本身。如此带来的改变也就是，网络化的知识，将破除原来权威的、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进而重构人类行动的基础。
以前人们在提到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时，会说其中某个年龄最大、阅历最丰富或者学历最高的人，但是未来的房间里最聪明的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房间里的群体，而是房间本身。如此带来的改变也就是，
网络化的知识，将破除原来权威的、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进而重构人类行动的基础。
除了维基百科，另一个分布式知识的典型是互联网上的人肉搜索。现在讲到人肉搜索，大家一般会想到就是暴露个人的隐私，但是这个概念最初的含义，是指用普通网民的知识，来替代网络搜索引擎，找到需要的信息。
除了维基百科，另一个分布式知识的典型是互联网上的人肉搜索。
现在讲到人肉搜索，大家一般会想到就是暴露个人的隐私，但是这个概念最初的含义，是指用普通网民的知识，来替代网络搜索引擎，找到需要的信息。
比如通过一个虐猫视频的脚部细节，可以推测出这个虐猫者的个人信息；又比如在周正龙拍虎的事件中，人们通过一张周正龙拍摄的老虎的图片，就可以发现图片实际上来自一张画，网民甚至还可以找到它的生产和销售源头。而这些信息，在互联网和专业人士那里都没有。
警方展示周正龙拍照用的老虎画，图源：华商报
所以，在新媒介环境下，传统的那种依赖官僚化制度和组织形态的看法已经不适用于今天，它们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替代它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蜂巢系统。
所以，
在新媒介环境下，传统的那种依赖官僚化制度和组织形态的看法已经不适用于今天，它们没有考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替代它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蜂巢系统。
连接性行动的组织形式
那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这种新的蜂巢系统是如何在社会运动中运行的呢？
传播学者贝内特等人（W. Lance Bennett & Alexandra Segerberg）在观察社会运动时发现，在蜂巢系统的作用下，社会运动是以一种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的方式发生的。
传播学者贝内特等人（W. Lance Bennett & Alexandra Segerberg）在观察社会运动时发现，在蜂巢系统的作用下，社会运动是以一种
连结性行动
（connective action）的方式发生的。
连结性行动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Metoo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建立在参与者不基于强烈的个人身份认同加入组织，而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个人感想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自我组织的网络。
连结性行动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Metoo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中，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
建立在参与者不基于强烈的个人身份认同加入组织，而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个人感想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自我组织的网络。
这种网络的包容度是比较大的，人们可以积极参与行动，也可以只是围观、转发一下。在参与者各种方式的互动下，这些运动往往会形成一种易传播、吸引参与、可编辑的固定的表达，也就是常见的网络模因（也有的称之为网络米姆），或者我们常说的用“梗”。
在这样的连续性行动里，参与者的动机各式各样，有一些人就只是为了好玩而参与。正因为这种个人化表达、分享、围观与点击的成本很低，代价很小，所以过去在传统运动中搭便车的人也被纳入进来。可以说，网络技术以分享的机制替代了传统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的逻辑，集合更多的人的智慧，以此取代了拥有丰富资源的、官僚化、等级制的组织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在这样的连续性行动里，参与者的动机各式各样，有一些人就只是为了好玩而参与。正因为这种个人化表达、分享、围观与点击的成本很低，代价很小，所以过去在传统运动中搭便车的人也被纳入进来。可以说，
网络技术以分享的机制替代了传统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的逻辑，集合更多的人的智慧，以此取代了拥有丰富资源的、官僚化、等级制的组织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社会运动中，这个不断像根茎式进行扩散的网络就是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网络”，意思就是每个行动者都在不经意间参与运动，并将更多的人接入进来。
社会运动中，这个不断像根茎式进行扩散的网络就是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所说的“
行动者网络
”，意思就是每个行动者都在不经意间参与运动，并将更多的人接入进来。
分布式系统持续运作的保障
不过，中心化的集体行动和分布式的连接性行动只是两个极端，现实的社会运动多数居于两者之间。连接性行动也会由松散的组织加以激发，组织也会生产出一些供行动者使用的内容，并作为运动的后台与支持，对运动中的个人表达进行协调。
不过，中心化的集体行动和分布式的连接性行动只是两个极端，现实的社会运动多数居于两者之间。
连接性行动也会由松散的组织加以激发，组织也会生产出一些供行动者使用的内容，并作为运动的后台与支持，对运动中的个人表达进行协调。
我们比较熟悉的粉丝或者饭圈行动，就具有这样的混合特点。
所以连接性行动或者蜂群思想这类描述，还是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如果我们去观察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字幕组、粉丝行动、网络慈善等新型群体运动，传播技术除了让群体成员能够分享个人表达之外，还形成了新的规则系统。这些新的规则构成了连接性行动得以运作的前提。
所以连接性行动或者蜂群思想这类描述，还是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如果我们去观察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字幕组、粉丝行动、网络慈善等新型群体运动，传播技术除了让群体成员能够分享个人表达之外，还形成了新的规则系统。
这些新的规则构成了连接性行动得以运作的前提。
新的规则是什么呢？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新的变量，也就是多次博弈与个人名誉，直白的理解就是，如果一件事多次发生，个人的声誉评价会随着次数的增多发生哪些改变。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在研究囚徒困境的策略时，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真人进行多次博弈就发现，一种“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的策略比其他策略更成功。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策略在和其他程序第一次配对时，都选择合作，如果对方也合作，那么下一轮中两方还会继续合作；反之，如果和它配对的程序选择背叛，那么下一轮它就会选择背叛。
也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程序的逻辑就是第一次接触时带着善意，如果对方也和我一样，那么就选择信任对方，继续合作；反之，如果对方上来怀有恶意，那么下次我就以牙还牙，惩罚他。这种追求双赢的合作策略虽然非常简单，但最后比那种过度算计的策略效果更好。
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和我们社会的声誉管理机制非常类似。你要是对社会付出得多，那么社会就会鼓励你；反之，要是老占便宜、搭便车，那你的名声就会很差，获得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
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和我们社会的声誉管理机制非常类似。
你要是对社会付出得多，那么社会就会鼓励你；反之，要是老占便宜、搭便车，那你的名声就会很差，获得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
对于连接性行动来说，也是如此。在比较成功的分布式系统中，基本都会存在这种声誉管理机制。像维基百科，虽然人人都可以编辑，但是大家的权限不一样。一个用户贡献的内容被采用得越多、评价越高，TA的编辑权限就会越大；反之，故意搞破坏、提供错误信息的用户，编辑权就会受限制。同时每次编辑后都会保存前一个版本，如果发现错误的编辑，可以随时回到以前的任意一次编辑之前的版本，这样就避免了蓄意的破坏。
对于连接性行动来说，也是如此。
在比较成功的分布式系统中，基本都会存在这种声誉管理机制。
像维基百科，虽然人人都可以编辑，但是大家的权限不一样。一个用户贡献的内容被采用得越多、评价越高，TA的编辑权限就会越大；反之，故意搞破坏、提供错误信息的用户，编辑权就会受限制。同时每次编辑后都会保存前一个版本，如果发现错误的编辑，可以随时回到以前的任意一次编辑之前的版本，这样就避免了蓄意的破坏。
如果是一个公正的、没有外在权力干预的系统（比如没有人为的数据操纵），每个内容贡献者长期积累的声誉，就会让TA赢得更多人的信任，反过来，人们的信任也会让TA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因此，克莱·舍基（Clay Shirky）提出，要使这种无组织的组织这种群体行动模式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可信的承诺，二是适合于该任务的工具，三是易于接受的协议。
因此，克莱·舍基（Clay Shirky）提出，
要使这种无组织的组织这种群体行动模式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可信的承诺，二是适合于该任务的工具，三是易于接受的协议。
承诺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参与的问题，工具解决的是“怎样做”的问题，协议则为群体运动确立了规则。基本上，我们在成功的群体运动里，都能发现这三个特点。由于时间关系，具体的案例我就不展开说了，大家可以自行检索了解，看看新媒介环境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
承诺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参与的问题，工具解决的是“怎样做”的问题，协议则为群体运动确立了规则。
基本上，我们在成功的群体运动里，都能发现这三个特点。由于时间关系，具体的案例我就不展开说了，大家可以自行检索了解，看看新媒介环境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
好，今天我们讨论了新的媒体技术与传播机制为什么可以让过去的乌合之众可以协作，从而使他们变成无组织的组织，自发性地创造出新的东西。我们介绍了一种新型的组织系统，也就是蜂巢模式。
它再次提示我们，在新媒介环境下，要让群体创造价值，关键就在于社会是否能为这种新型的蜂巢群体创造良好的环境，能否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允许一定的失控存在，让混乱与多元产生出新的东西，而不是单纯追求一种井井有条的秩序，这种静止的秩序可能会让创新消失。
而控制来源于哪里呢？这种控制的需求既来自于政治的，也来自于经济的，权力和资本都希望能从对群体的管控中获得好处，但是这种对秩序执着的追求却可能会扼杀创新与活力。
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