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用处处是网眼的新闻网，捕捉事件里的“大鱼”？媒体惯例如何建构真实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新闻事件被曝出来之后，在一段时间里，就会有类似的事件接二连三地被报道。就像最近江西食堂学生吃出一个鼠头，然后其他学校的食堂也会接连出现类似的食品卫生问题。像去年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出来后，夜市上打人的事件也会频繁被媒体关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
一个新闻事件被曝出来之后，在一段时间里，就会有类似的事件接二连三地被报道。
就像最近江西食堂学生吃出一个鼠头，然后其他学校的食堂也会接连出现类似的食品卫生问题。像去年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出来后，夜市上打人的事件也会频繁被媒体关注。
那这些事情看似发生得如此有连贯性，难道是一段时间里，这些事件突然不约而同频繁出现了吗？当然，我们不排除是某种共同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略，那就是媒体工作者和公众突然对类似事件的敏感度和关注度上升了。
那这些事情看似发生得如此有连贯性，难道是一段时间里，这些事件突然不约而同频繁出现了吗？当然，我们不排除是某种共同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略，那就是
媒体工作者和公众突然对类似事件的敏感度和关注度上升了
。
这就像心理学中所说的“孕妇效应”，就是当人怀孕了就特别容易关注怀孕的人，会突然发现到处都是孕妇；还有就是如果你使用了某个东西，就会发现周围很多人都在用。
那我们把视角转向新闻工作者，你会发现当媒体从业者开始关注某个现象，现实生活中很多类似的事件就会出现在媒体上，他们的观察框架也在影响着对世界的再现。这个现象说明媒体从业者其实并不只是在简单地报道新闻，同时他们还在建构着世界，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判断。
那我们把视角转向新闻工作者，你会发现当媒体从业者开始关注某个现象，现实生活中很多类似的事件就会出现在媒体上，他们的观察框架也在影响着对世界的再现。这个现象说明
媒体从业者其实并不只是在简单地报道新闻，同时他们还在建构着世界，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判断。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从业者在面对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的无数大大小小事件，究竟哪些能够被挑中作为新闻呈现给大众，什么因素会决定一个事件会被媒体工作者关注和报道？今天我们就从媒体工作惯例的视角来谈谈这个问题。
职业的稳定性：惯例存在与效率生产
很多人对新闻和媒体工作感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这是个浪漫的职业——每天都会遇到新鲜的人与不一样的事情，有的时候还会因为采访与调查真相，冒着极大风险，有因此从事这份工作就象征着会有一些浪漫而刺激的经历。
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职业，一旦进入，就会发现想象和现实有很大差距。像是警察工作，不像影视剧中所表现那样开着警车满街追逐犯罪分子，而大部分都是在做一些枯燥而琐碎的工作，甚至是文字工作。媒体工作也是如此，抛开那些浪漫而独特的事情，其他大部分事情即便在开始时有新鲜感，但是在其中久了，也会发现它也不过是在面对着一些不断重复的简单工作。
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职业，一旦进入，就会发现想象和现实有很大差距。像是警察工作，不像影视剧中所表现那样开着警车满街追逐犯罪分子，而大部分都是在做一些枯燥而琐碎的工作，甚至是文字工作。
媒体工作也是如此，抛开那些浪漫而独特的事情，其他大部分事情即便在开始时有新鲜感，但是在其中久了，也会发现它也不过是在面对着一些不断重复的简单工作。
其实任何一个职业，都有这样的特征。既然是职业，就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依赖于偶然因素存在。新闻的发生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媒体的内容生产却具有稳定性。传统媒体每天要填充固定的版面或者节目时间，新媒体每天也要发一定数量的稿子，微信公众号、头条号、播客等在固定时间要有推送，不能开天窗或者停播、停更，在传统媒体时代，这是重大事故，在新媒体时代，这也会流失大量订户。就像我这个节目，除了节假日，每周雷打不动要更新两次，鸽子总是不能随便乱放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一旦要求持续稳定的内容输出，就要有一套流程管理措施加以保证。这就意味着媒体要像工厂流水线生产一样可预测、可计划和可质量管理。说得简单些，就是要有KPI绩效管理。这就不能仅靠热情和运气了，要有一套汗涝保收的机制，每天才能填满媒体空间。这就会形成一套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和惯例。
所谓的惯例就是我们每天理所当然地实践，但是却很少注意和反思的规则与做法。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人的意识分为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潜意识三种。话语意识是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意识，比如我可以表达自己喝水的原因是渴了。话语意识的极端对立面是潜意识，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而且无法进入思考范围的意识，还是以喝水为例，虽然我记得梦中喝水，但是这个意识中却可能蕴含着做梦者自己无法意识到的动机。
英国社会学家 安东尼·吉登斯，图源：bing.com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类，是在日常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中，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许多惯例，它在日常中反复进行。我们天天会做，习惯成自然，但是未必去反思或用语言来表达，这就被称作实践意识。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职业感觉或者职业敏感，在一个行业中待久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也体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新闻工作中。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类，是在日常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中，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许多惯例，它在日常中反复进行。我们天天会做，习惯成自然，但是未必去反思或用语言来表达，这就被称作实践意识。
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职业感觉或者职业敏感，在一个行业中待久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也体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新闻工作中。
像新闻叙事中就存在大量的惯例，比如客观报道、观点平衡、故事化、戏剧化等，它已经成为一个熟练记者写作时的本能反应。新手的报道写得不够专业和精彩，常常就是还没有把这些惯例变成自己的实践意识。
当这些惯例运用到新闻工作中，它就帮助记者迅速地将一个未知事件归类，用统一的格式将其重构，完成流水线上的任务。所以惯例是长期形成的，是为了提高媒体工作生产效率，并且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一套潜移默化的行动手册。
当这些惯例运用到新闻工作中，它就帮助记者迅速地将一个未知事件归类，用统一的格式将其重构，完成流水线上的任务。
所以惯例是长期形成的，是为了提高媒体工作生产效率，并且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一套潜移默化的行动手册。
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一个新手会惊叹于老记者游刃有余地进行采访编辑，相互之间用外行听不懂的术语进行交流。但是日久天长，就会发现他们只是在重复做着一些熟能生巧的工作而已。比如采访一个有争议的事件，记者听到了一个方面的意见，他们会按照惯例，本能地寻找对立面进行采访，以保证平衡与客观；如果这个事件太抽象，他们会立刻寻找鲜活的由头，或者冲突刺激的场面，这是为了追求新闻报道的故事化和戏剧化；如果遇到争议事件，他们会首先询问政府有关部门或公关部门，获得权威回答，这是为了追求信息源的权威性。
惯例来源的三个考量因素
搞清楚新闻工作为什么要依赖惯例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惯例因何而形成？媒体中的惯例来自于三个方面：受众（消费者）、媒介组织（生产者）、消息来源（供应者）。接下来我们分别讨论。
搞清楚新闻工作为什么要依赖惯例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惯例因何而形成？
媒体中的惯例来自于三个方面：受众（消费者）、媒介组织（生产者）、消息来源（供应者）。
接下来我们分别讨论。
像新闻价值、客观报道、注重故事化、形象化等惯例就是为了照顾受众的接受习惯而形成的。它们也为媒体生产提供了方便，像重要性、时效性、接近性、新奇性、趣味性等常见的新闻价值要素，就为新闻从业者判断新闻的重要程度提供了一个参考的依据。
不过，细究起来，这种惯例的形成也不是仅仅为了取悦受众，有的时候它们只是媒体工作者想象中的受众的需要。比如我们在写文章时都会有一个假想的读者，但是实际上作者在写作时并不知道读者他们实际会有什么反应。
《新闻编辑室》剧照，图源：bing.com
而且在过去大众传播媒体时代，媒体工作者都很难知道自己这一篇文章或节目到底会有多少受众观看，他们是否满意。那个时候，作者能接触到的，主要是自己的领导，因为他们会对稿件提出直接的意见。还有就是自己的同事或同行，他们会直接将专业意见反馈给作者。而这一部分的人基本上都和作者在一个圈子，所以他们的评价有时候可能比真正受众的评价还重要，代表着自己在行业内的口碑和地位。最后才会是受众，但是这些受众比较模糊，主要也就是亲戚朋友或者偶然接触到的个别受众。
所以传统媒体是非常容易“圈地自萌”的。当然，从积极的一面看，这可以保持专业性和独立性，不受市场左右，就像现在一些网上的评论，有时候真的莫名其妙，那如果你太在乎每个人的看法，就会感觉自己真的说什么都是错。但从消极的一面看，圈子内部的意见听多了，就会不接地气，离你服务的对象越来越远。
今天的新媒体让过去模糊的受众形象清晰了不少，比如可以即时看到点击量和受众的直接评论，作者立刻就能知道自己生产的内容是否受欢迎，又存在哪些问题。但是这种即时的、简单量化的反馈也和传统媒体的“圈地自萌”一样有利有弊。
有利的一面当然是能够更好地提供受众需要的内容，不利的一面就是会形成对流量的追逐，迎合市场，那自然就不能保证内容的生产。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所谓点击量大的，未必都是优质内容，有时候耸人听闻的标题党、煽动民族主义或群体对立情绪、打擦边球的色情内容，甚至发布虚假信息，都可以获得更大的流量。比如前几年喜欢煽动网友情绪的网红咪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现在看来，她只是在新闻专业圈内比较糟糕，放在整个内容生态中还不是最糟的。
因此，媒体应该如何建立合理的内容评价指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单纯以流量来衡量内容的质量，确实是非常简单粗暴，甚至是畸形的，因为并不是每个点击对媒体都有价值。比如最近B站说要换一个流量计算方式，不再是简单地考察点击量，同时把完播率也考察进去，这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标题党哗众取宠，保护高质量的长视频。当然，这么做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是这个尝试至少说明除了点击量这一个衡量标准外，还是有其他可能性的。
因此，媒体应该如何建立合理的内容评价指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单纯以流量来衡量内容的质量，确实是非常简单粗暴，甚至是畸形的，因为并不是每个点击对媒体都有价值。
比如最近B站说要换一个流量计算方式，不再是简单地考察点击量，同时把完播率也考察进去，这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标题党哗众取宠，保护高质量的长视频。
当然，这么做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是这个尝试至少说明除了点击量这一个衡量标准外，还是有其他可能性的。
对于内容生态如何更好地建立，还有更极端的思路，就是完全摆脱这种以简单量化指标衡量内容质量的商业模式。因为这种计算指标之所以成为通行货币，就是因为广告商要根据这个数据在媒体投放广告。但是广告商并不是媒体的服务对象，这是一种吸引受众，再将受众注意力卖给广告商的间接的商业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媒体用免费内容吸引受众观看，在观看过程中强制受众观看广告，最后就是广告商替受众为内容买单，支付给媒体广告费。所以对广告商来说，媒体内容能吸引什么类型的受众、受众数量有多少就成为他们投广告的依据。广告商对媒体数据的要求和受众对媒体的要求有时候不一致，这就让媒体一仆二主，十分分裂。
对于内容生态如何更好地建立，还有更极端的思路，就是完全摆脱这种以简单量化指标衡量内容质量的商业模式。
因为这种计算指标之所以成为通行货币，就是因为广告商要根据这个数据在媒体投放广告。但是广告商并不是媒体的服务对象，这是一种吸引受众，再将受众注意力卖给广告商的间接的商业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媒体用免费内容吸引受众观看，在观看过程中强制受众观看广告，最后就是广告商替受众为内容买单，支付给媒体广告费。所以对广告商来说，媒体内容能吸引什么类型的受众、受众数量有多少就成为他们投广告的依据。广告商对媒体数据的要求和受众对媒体的要求有时候不一致，这就让媒体一仆二主，十分分裂。
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有些媒体索性不再搞这种间接支付，而是向服务对象，也就是受众直接收取订费。传统的有线电视就是这种商业模式。过去主要依赖广告的《纽约时报》在向新媒体转型时，也通过付费墙找到了新的营利模式和建立起了与读者的新关系，这个时候具体订户的意见和反馈就比不确定而模糊的网民的点击量有价值得多。关于流量和传播劳动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专门讨论，这里就不展开了。
媒体组织内部惯例生成
除了客观的外部层面，媒体组织内部为了提高效率，也形成了许多惯例。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克曼在她的经典之作《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就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她说，新闻在捕捉与反映现实事件时，使用的不是一张全面覆盖整个社会的新闻毯，而是一个像是打鱼的渔网那样到处都是网眼的新闻网。这个新闻网只是为了捕捉新闻媒体所认为的“大鱼”而准备的。
除了客观的外部层面，媒体组织内部为了提高效率，也形成了许多惯例。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克曼在她的经典之作《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就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她说，新闻在捕捉与反映现实事件时，使用的不是一张全面覆盖整个社会的新闻毯，而是一个像是打鱼的渔网那样到处都是网眼的新闻网。这个新闻网只是为了捕捉新闻媒体所认为的“大鱼”而准备的。
《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图源：book.douban.com
所以在将有限的新闻采编资源在空间与时间中加以配置的时候，就要抓大放小，形成了一定的处理惯例。
比如地区选择的专门化，一般媒体对不同地区按重点进行划分，一般本地的采编人员数量高于外地，国内的高于国外。本地的资源分配也不平衡，像是全国性媒体对北京的关注会更多，省级媒体对省会投入的资源就会更多。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哪怕北京有一点天气变化，中央台都会花很大篇幅多点报道，但是边缘地区影响更大的事件可能都不会有这个待遇。
比如地区选择的专门化
，一般媒体对不同地区按重点进行划分，一般本地的采编人员数量高于外地，国内的高于国外。本地的资源分配也不平衡，像是全国性媒体对北京的关注会更多，省级媒体对省会投入的资源就会更多。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哪怕北京有一点天气变化，中央台都会花很大篇幅多点报道，但是边缘地区影响更大的事件可能都不会有这个待遇。
另一个表现是组织的专门化。媒体记者也形成了一定的“条线”（beat），或者也叫“跑口”，定期有规律地从权威部门那里获得现成的消息。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媒体中许多内容都是来自固定的信源，比如政府有关机构的新闻发布会、发布的各种通报和报告，各个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宣传部门是固定的消息来源，而在这些机构中，公安、交管、市政、文教等机构与普通公众日常生活最相关，信息来源是最多的，此外，还有企业和组织的公关营销活动、新产品发布也会占很大一部分。根据统计，一般有超过70%的新闻来自这些固定的来源。那些影响巨大的原创调查新闻，其实是曲指可数，可遇不可求的。
另一个表现是组织的专门化。
媒体记者也形成了一定的“条线”（beat），或者也叫“跑口”，定期有规律地从权威部门那里获得现成的消息。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媒体中许多内容都是来自固定的信源，比如政府有关机构的新闻发布会、发布的各种通报和报告，各个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宣传部门是固定的消息来源，而在这些机构中，公安、交管、市政、文教等机构与普通公众日常生活最相关，信息来源是最多的，此外，还有企业和组织的公关营销活动、新产品发布也会占很大一部分。根据统计，一般有超过70%的新闻来自这些固定的来源。那些影响巨大的原创调查新闻，其实是曲指可数，可遇不可求的。
当然，这说的还是传统媒体，哪怕是固定信源，好歹还是会与信源直接接触或者到现场获取一手信息。现在的许多新媒体连这种固定信源都省了，只是在网上搜集二手信息再进行加工与编辑，这种新闻网是对传统新闻网的再次过滤与变形，离现实更远了。
媒体空间布局的第三种表现是话题专门化。像报纸划分成不同的版面，电视划分成不同的栏目，各自负责一定的领域，具有统一的表现形式，批量生产，这就提高了效率。媒体还根据话题和固定任务来策划和组织报道。比如中国的媒体在像两会这样的重大会议报道上就会提前进行策划，推出连续报道。每年围绕着像元旦、春节、妇女节、劳动节、儿童节、建党建军节、国庆等一些重大节日，也会形成固定的策划内容，每年都会循环。
媒体空间布局的第三种表现是话题专门化。
像报纸划分成不同的版面，电视划分成不同的栏目，各自负责一定的领域，具有统一的表现形式，批量生产，这就提高了效率。媒体还根据话题和固定任务来策划和组织报道。比如中国的媒体在像两会这样的重大会议报道上就会提前进行策划，推出连续报道。每年围绕着像元旦、春节、妇女节、劳动节、儿童节、建党建军节、国庆等一些重大节日，也会形成固定的策划内容，每年都会循环。
在时间上，媒体也会把新闻事件分成不同类型，然后根据每个事件的类型，确定其轻重缓急，安排不同的资源进行报道。比如媒体会按时间把新闻分成硬新闻、软新闻、突发新闻、发展中的新闻和连续报道几类。
在时间上，媒体也会把新闻事件分成不同类型，然后根据每个事件的类型，确定其轻重缓急，安排不同的资源进行报道。
比如媒体会按时间把新闻分成硬新闻、软新闻、突发新闻、发展中的新闻和连续报道几类。
这其中，硬新闻一般是重要的事情，涉及知情公民要了解的内容，必须要呈现事实或分析解释；而软新闻则是有趣的事件，表现人性，没有那么紧急；突发新闻是像事故、自然灾害、凶杀等有明确事件边界的事件，而发展中的新闻则缺乏明确的边界，往往事实会不断涌现，像前两年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对疫情报道，近几年中美关系的报道就属于这一类；连续报道则有关同一主题的一系列报道，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会报道就有这样的特征。媒体在硬新闻、突发新闻上的投入比较大，这也是比拼媒体实力的战场，连续报道则是彰显媒体特色的类型，也会短期内集中媒体力量进行跟进。
这其中，
硬新闻
一般是重要的事情，涉及知情公民要了解的内容，必须要呈现事实或分析解释；而
软新闻
则是有趣的事件，表现人性，没有那么紧急；
突发新闻
是像事故、自然灾害、凶杀等有明确事件边界的事件，而发展中的新闻则缺乏明确的边界，往往事实会不断涌现，像前两年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对疫情报道，近几年中美关系的报道就属于这一类；
连续报道
则有关同一主题的一系列报道，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会报道就有这样的特征。媒体在硬新闻、突发新闻上的投入比较大，这也是比拼媒体实力的战场，连续报道则是彰显媒体特色的类型，也会短期内集中媒体力量进行跟进。
在新媒体条件下，媒体的发布节奏出现了明显变化，像《人民日报》每天可以推送十次微信公号，其时间布局也影响了报道内容。随时发布或者每日多次发布，让传统的截稿日期失去了意义。新闻生产节奏加快也造成了负面后果,最显著的就是编辑工作压力增大，同时推送内容更多的是转载而不是原创，并且转载和原创强调情感的内容而放弃了深度报道。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新媒体推送，都呈现出这种诉诸情感的特点，比如时不时就会出现的金句九宫格，已经不都是官方表态了。有趣的是，这种风格与母报的风格截然相反。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时间节奏的变化会对内容生产造成多大的影响。
在新媒体条件下，媒体的发布节奏出现了明显变化，像《人民日报》每天可以推送十次微信公号，其时间布局也影响了报道内容。随时发布或者每日多次发布，让传统的截稿日期失去了意义。
新闻生产节奏加快也造成了负面后果,最显著的就是编辑工作压力增大，同时推送内容更多的是转载而不是原创，并且转载和原创强调情感的内容而放弃了深度报道。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新媒体推送，都呈现出这种诉诸情感的特点，比如时不时就会出现的金句九宫格，已经不都是官方表态了。有趣的是，这种风格与母报的风格截然相反。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时间节奏的变化会对内容生产造成多大的影响。
总之，媒体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资源分配，将所有意料不到的新闻，都放到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加以处理。这就像每个人的病虽然不同，但是进到医院里，都可以按照固定的程序，分到一定的科室加以处理，哪怕是原来的框架处理不了的病，也可以放到一个特殊的类型急诊室加以处理。新闻的惯例也是一样，总是以不变应万变。
惯例是媒体工作者理解世界的窗户
对消息源的依赖也会形成惯例。因为突发事件并不总能填满版面和时间，所以记者需要大量的常规报道来补充。这些常规信息源一般来自于政府机构、公关公司、企业、专家学者。这些信息源容易接近，可以长期提供信息，并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反而限制了媒体的视野。
比如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一些熟悉的专家，媒体只要遇到他们所在领域的新闻，就会采访他们，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该领域的代言人。当然，专家“仪式性”的发言有时也是媒体组织内部惯例的产物，有的时候记者已经有了看法，但是为了看上去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也会把专家当作傀儡使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把这些专家称为“快思手”，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媒体相互搭梯子。
法国社会学家 布尔迪厄，图源：bing.com
媒体组织内部形成的这些惯例，虽然使新闻的生产变得更加可控，但是也产生很多负面影响。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倘若把各类事件按照统一的惯例进行加工，很可能会削足适履，以偏概全。例如因为划分成不同的部门、版面或栏目，对某些无法简单划分为某个领域的复杂事件就不容易相互配合，从而做出全面的报道；片面地追求故事化和戏剧化，有时会使严肃的事件变成一场闹剧；对信息源的依赖，会限制媒体的报道视野，被利益集团利用。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关于伪事件的讨论中还会涉及。
媒体组织内部形成的这些惯例，虽然使新闻的生产变得更加可控，但是也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倘若把各类事件按照统一的惯例进行加工，很可能会削足适履，以偏概全。
例如因为划分成不同的部门、版面或栏目，对某些无法简单划分为某个领域的复杂事件就不容易相互配合，从而做出全面的报道；片面地追求故事化和戏剧化，有时会使严肃的事件变成一场闹剧；对信息源的依赖，会限制媒体的报道视野，被利益集团利用。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关于伪事件的讨论中还会涉及。
总之，媒体生产中的惯例代表了媒体工作者理解世界、看待世界的一套固定框架。
我们今天重点讨论了如何发现新闻，其实在叙事中，也存在这种框架，像是故事框架、冲突框架等。这种框架是社会公众通向世界的一扇窗户，窗户的大小、角度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世界。所以它既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分配，同时也涉及对现实的定义与建构。同时为什么要这么建构而不是那么建构，这背后还涉及权力关系。这个话题我们后面还会详细展开，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点到为止。
我们今天重点讨论了如何发现新闻，其实在叙事中，也存在这种框架，像是故事框架、冲突框架等。这种框架是社会公众通向世界的一扇窗户，窗户的大小、角度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世界。所以它既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分配，同时也涉及对现实的定义与建构。同时为什么要这么建构而不是那么建构，这背后还涉及权力关系。
这个话题我们后面还会详细展开，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点到为止。
下一期我们会接着前面提到过的流量和算法问题再深入讨论一下生产者是如何适应算法的。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