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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如何获得更自由的人生?权力建构下的差异与身份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在今年的奥斯卡奖颁奖礼上,《瞬息全宇宙》大放异彩。这么一部不按常理出牌的另类电影到底讲了什么?不同的观众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我试着从文化研究的身份视角来做一些分析。

在今年的奥斯卡奖颁奖礼上,

《瞬息全宇宙》

大放异彩。这么一部不按常理出牌的另类电影到底讲了什么?不同的观众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我试着从文化研究的身份视角来做一些分析。

《瞬息全宇宙》电影海报,图源:movie.douban.com

这个电影表面上用了科幻作品的多元宇宙的设定,杨紫琼饰演的秀莲,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女儿、妻子、母亲、洗衣店管理者这几个角色带来的困境,让人感觉到十分窒息。但是情节立刻走向无厘头,突然她具有了在多个宇宙之间来回穿梭的能力,身份时而变成了功夫高手,时而变成明星,时而变成日料大师,时而变成同性恋,时而变成“香肠手”,甚至还变成过一块静静的石头。

在多个身份的切换中,秀莲突然感受到不同身份所面临着一个共同困境,纠缠她的父亲、丈夫、女儿、报税员也会以不同的角色出现在新的宇宙里。

那问题的转机在哪呢?在多个身份间的游牧,让她意识到她的每个身份都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它们不是天生如此,而是被建构起来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语言去重构这些身份并适应环境变化。她顿悟到,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她所在的外部环境,而在于她应该如何积极面对这些摆脱不了的问题。

那问题的转机在哪呢?

在多个身份间的游牧,让她意识到她的每个身份都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它们不是天生如此,而是被建构起来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语言去重构这些身份并适应环境变化。

她顿悟到,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她所在的外部环境,而在于她应该如何积极面对这些摆脱不了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制于自己的身份,比如种族、民族、性别、年龄、阶层、亲属关系、地域等,这些身份都在定义着“我是谁”,对我们的言行进行规范,同时也建构着我们的主体,限制了我们思考的范围与语法。

身份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代西方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从一直存在的LGBT和酷儿运动,到前几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种族和身份问题之争一直没有停息。而且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界也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我们能发现,期刊中关于身份政治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甚至对于学刊来说,如果不刊登这样的文章,可能反而会面临着社会压力。

身份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代西方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从一直存在的LGBT和酷儿运动,到前几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种族和身份问题之争一直没有停息。而且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界也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我们能发现,期刊中关于身份政治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甚至对于学刊来说,如果不刊登这样的文章,可能反而会面临着社会压力。

美国黑人群体发起了一个名为“Black Lives Matter”的组织及运动,呼吁种族正义,反对种族暴力。图源:xixik.com

我记得为了准备这个课程中的人际传播理论,我查了新版的《人际传播:多元视角》,这是英文版,还没有翻译过来。那么对比之前的中文版,我发现整个内容面目全非,出现了大量关于身份问题的新理论。

西方身份政治的潮流和全球化、移民等现象有关,由于发展阶段的问题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的身份政治问题好像还没有这么突出,但是近些年我们也可以发现,女性主义的问题和性别问题也十分受关注,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扮演什么角色”“女性如何与男性相处”“青少年男性是否缺乏阳刚之气”等经常会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文化研究所关注的身份理论出发,来讨论一下性别的问题。

西方身份政治的潮流和全球化、移民等现象有关,由于发展阶段的问题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的身份政治问题好像还没有这么突出,但是近些年我们也可以发现,

女性主义的问题和性别问题也十分受关注,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扮演什么角色”“女性如何与男性相处”“青少年男性是否缺乏阳刚之气”等经常会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文化研究所关注的身份理论出发,来讨论一下性别的问题。

身份:“我是谁”“我属于哪群人”

身份是英文中的identity,有时也被翻译成“认同”,简单来说,就是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群人”的问题。我们经常会划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这种划分就是身份。

这其中首先是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就是我觉得哪些人可以被称作“我们”,我的身份就属于这些人。自我身份是关于自身的一套统一的叙述。

除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还存在社会身份或社会认同,就是他人对我归属于哪个群体的判断,涉及到他人对我的期待,以及规范的权利、义务和制裁。我们前面也讨论过,自我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所以社会身份反过来会影响自我身份。

在身份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对立,那就是身份是本质主义的还是建构的,还有一些观点可能居于这两者之间。所谓本质主义的身份,就是认为某个属性的个体,具有某种统一的、固定的本质。比如认为男性或者女性的特征和差异,是生物学因素造成的,很难被改变。同样,像中国人与美国人、富人与穷人,其中的个体都有一些必然的共性,虽然不一定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但是也是由文化、环境、制度等因素所决定的,一旦形成,就很难轻易改变,哪怕表面上被压抑下去,但还是会有一天不小心会像狐狸尾巴一样露出来。比如近些年大家讨论婚姻的时候,经常会强调要门当户对,尤其是对一些凤凰男的讨论,其实背后就有这种身份本质主义的看法。

在身份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对立,那就是身份是本质主义的还是建构的,还有一些观点可能居于这两者之间。

所谓本质主义的身份,就是认为某个属性的个体,具有某种统一的、固定的本质。

比如认为男性或者女性的特征和差异,是生物学因素造成的,很难被改变。同样,像中国人与美国人、富人与穷人,其中的个体都有一些必然的共性,虽然不一定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但是也是由文化、环境、制度等因素所决定的,一旦形成,就很难轻易改变,哪怕表面上被压抑下去,但还是会有一天不小心会像狐狸尾巴一样露出来。比如近些年大家讨论婚姻的时候,经常会强调要门当户对,尤其是对一些凤凰男的讨论,其实背后就有这种身份本质主义的看法。

而建构主义的身份观则认为身份只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它是多变的、偶然的和暂时的,身份是主体与社会相互协商的结果。

文化研究显然更倾向于后者,也就是认为,身份是建构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天生的、固定的。所以它更关注身份是在什么条件下,受什么因素影响,具体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化的。尤其是在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权力、意识形态是如何起作用的,个人又是如何抵抗这些权力的。

对这一理论的细化,斯图尔特·霍尔将文化身份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启蒙的身份、社会学的身份和后现代的身份。

什么是启蒙的身份?这是启蒙时期形成的理性主义的身份观,认为人作为一个完全中心的、统一的个体的概念,可以通过理性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本质性的身份,而且这个内核随个体的成长而逐渐形成。这个概念认为,男性内在具有理性、独立、竞争、坚强等特征,女性就意味着感性、依赖、顺从,柔弱。不论环境如何,作为个体,这是必须具有的身份特征。这是第一种启蒙的身份。

什么是启蒙的身份?

这是启蒙时期形成的理性主义的身份观,认为人作为一个完全中心的、统一的个体的概念,可以通过理性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本质性的身份,而且这个内核随个体的成长而逐渐形成。

这个概念认为,男性内在具有理性、独立、竞争、坚强等特征,女性就意味着感性、依赖、顺从,柔弱。不论环境如何,作为个体,这是必须具有的身份特征。这是第一种启蒙的身份。

而社会学的身份则不是自行产生或从自我内部产生的,而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适应文化的过程中,随时间发展,不断调解与个体居住的世界的价值、意义和象征问题中逐渐产生的。如果还是以男性身份为例,现代社会的要求可能就不是只做一个充满竞争性、独立的硬汉,可能照顾他人感受的暖男会更有市场一些,或者过去家庭中的父亲要是那种威严的个体,只要能挣钱养家就可以,但是现在的社会规范不断强调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责任,顾家型的父亲形象可能是更被鼓励的。这是社会学的身份。

而社会学的身份则不是自行产生或从自我内部产生的,而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适应文化的过程中,随时间发展,不断调解与个体居住的世界的价值、意义和象征问题中逐渐产生的。

如果还是以男性身份为例,现代社会的要求可能就不是只做一个充满竞争性、独立的硬汉,可能照顾他人感受的暖男会更有市场一些,或者过去家庭中的父亲要是那种威严的个体,只要能挣钱养家就可以,但是现在的社会规范不断强调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责任,顾家型的父亲形象可能是更被鼓励的。这是社会学的身份。

前面这两种身份,不论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还是遵守社会的规范,都认为身份会统一在自我这个整体之中。但是现实中,随着现代化的加深,社会的个体化程度和流动性的增加,社会对个人的控制也在降低,再加上传播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摆脱现实的影响,在不同的网络空间中扮演新的角色,吉登斯所说的“脱嵌”过程变得越来越容易,个人更容易从自己传统的身份中跳脱出来。过去那种整体的、中心式的身份也被打破,后现代的自我会涉及转移、分散和多重身份的问题,所以这种身份是多重的、相互矛盾的。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斜杠青年,其实也是一种后现代身份。比如金星,既转换了性别身份,从男性变为女性,又同时是舞蹈家和电视主持人,算是典型的多重身份了,同时还有些人既是天体物理学家,又是吉他手;还有一些网红,他们还有另一重身份,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职业围棋手,还有的是政府官员。

身份是“接合”的产物

那么,说到这里,我么需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研究的身份观是什么样的?首先他们把身份看成是一种话语。

那么,说到这里,我么需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研究的身份观是什么样的?

首先他们把身份看成是一种话语。

换句话说,“我是谁”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固定的答案,它就存在于说话者和其他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话语表述之中。因此,霍尔认为,身份与话语之间也没有必然关系,它们都是在具体语境下偶然、暂时形成的。换句话来说,身份也是“接合”的产物。

换句话说,“我是谁”并不存在一

个客观的、固定的答案,它就存在于说话者和其他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话语表述之中。因此,霍尔认为,身份与话语之间也没有必然关系,它们都是在具体语境下偶然、暂时形成的。换句话来说,身份也是“接合”的产物。

霍尔曾经用自己的经历描述过这个过程。他本人是牙买加裔移民,皮肤黑色,属于当地棕色中产阶级的混杂行列,至少这个群体自己感觉是属于中产阶级。在牙买加那里,“白人”的概念是缺场的,但是却建构了整个称呼体系,具体的体现就是,他在牙买加被称呼为“有色人种”,这并不让人觉得难堪,有那种歧视的意味。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 斯图亚特·霍尔,图源:zhuanlan.zhihu.com

但是到了英国后,“有色人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是黑人,或者有的人就直接称呼他“黑人”。这就有点像,你在中国觉得自己挺白的,至少比所谓肤色更黑的少数民族肤色更白,然后就似乎以为自己地位更高。在霍尔自己的家乡牙买加,他肤色的比较对象是称之为“苦力’的东印度人。但这一形象或者说这一感受体系,会因为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到了西方语境中,黄皮肤或有色人种就会变得低于白人,而黄种人这个概念在生物学上本身也是不存在的,是文化建构的。

但是到了英国后,“有色人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是黑人,或者有的人就直接称呼他“黑人”。这就有点像,你在中国觉得自己挺白的,至少比所谓肤色更黑的少数民族肤色更白,然后就似乎以为自己地位更高。在霍尔自己的家乡牙买加,他肤色的比较对象是称之为“苦力’的东印度人。但这一形象或者说这一感受体系,会因为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到了西方语境中,黄皮肤或有色人种就会变得低于白人,

而黄种人这个概念在生物学上本身也是不存在的,是文化建构的。

而且霍尔到了英国之后还突然有了另一个称谓——“移民”,意思是属于别处。所以英国人的潜台词是:“你什么时候回去?”所以这样的一种称呼,就让人感受到某种歧视,在建构个人边缘的身份。

语言的二元对立在制造差异的同时,也产生了差异的政治。所谓差异的政治是指,对立的两个概念会形成意义上的好与坏、高与低。像黑与白的对立就会产生“黑地位低于白”的刻板印象,在奴隶制时期,黑色被建构为代表肮脏、低下、未开化、不文明、无教养、流离失所、无能、诡计多端、暴力、危险等。

语言的二元对立在制造差异的同时,也产生了差异的政治。所谓差异的政治是指,对立的两个概念会形成意义上的好与坏、高与低。

像黑与白的对立就会产生“黑地位低于白”的刻板印象,在奴隶制时期,黑色被建构为代表肮脏、低下、未开化、不文明、无教养、流离失所、无能、诡计多端、暴力、危险等。

而到了民权运动时期,这样的身份话语则被重新接合为“黑色是美丽的”,前两年则被再接合为“黑人的命也是命”。在不同的境况下,同样的黑色及这个种族的身份则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身份。

性别身份问题

当然,霍尔说的种族身份问题,可能离我们大多数人远了一些,近年来中国舆论场上比较受关注的是性别身份问题,尤其是女性主义的话题。在文化研究中,女性身份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二者都持建构主义的看法,并且关注弱势群体。不过早期的文化研究其实对女性是缺乏关注的。

当然,霍尔说的种族身份问题,可能离我们大多数人远了一些,近年来中国舆论场上比较受关注的是性别身份问题,尤其是女性主义的话题。

在文化研究中,女性身份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二者都持建构主义的看法,并且关注弱势群体。

不过早期的文化研究其实对女性是缺乏关注的。

像是前面提到的早期亚文化研究,基本都是关注在街头的男性文化,比如光头党、飞车党、摩托党,而很少关注家庭内的女性亚文化。同样在威利斯的《学做工》的研究中,关注的主要也是工人阶级的男孩。所以霍尔形容女性主义像是从后门闯入的窃贼,当时让批判权力的这些男性学者自己也被自己的女性学生批判,有点后院着火的感觉。但是由于二者在很多基本问题上存在较大共性,所以文化研究非常大度地迅速接纳了性别研究对自己的批评。

像是前面提到的早期亚文化研究,基本都是关注在街头的男性文化,比如光头党、飞车党、摩托党,而很少关注家庭内的女性亚文化。同样在威利斯的《学做工》的研究中,关注的主要也是工人阶级的男孩。

所以霍尔形容女性主义像是从后门闯入的窃贼,当时让批判权力的这些男性学者自己也被自己的女性学生批判,有点后院着火的感觉。

但是由于二者在很多基本问题上存在较大共性,所以文化研究非常大度地迅速接纳了性别研究对自己的批评。

不过也不是所有女性主义者都接受文化研究,原因是女性主义内部也派别林立,有一些就和文化研究“政见不合”。像自由女性主义者,这个派别主要强调要在法律和经济条件上追求男女权利平等,和文化关系似乎不大。

不过也不是所有女性主义者都接受文化研究,原因是女性主义内部也派别林立,有一些就和文化研究“政见不合”。像

自由女性主义者

,这个派别主要强调要在法律和经济条件上追求男女权利平等,和文化关系似乎不大。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性别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女性的家务劳动受到轻视与剥削,解决的关键是推翻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关系,这个派别主张经济上的阶级斗争,所以和文化关系也不大。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

则认为性别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女性的家务劳动受到轻视与剥削,解决的关键是推翻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关系,这个派别主张经济上的阶级斗争,所以和文化关系也不大。

差异女性主义认为男女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但是现有的父权体制不承认这种生理的、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压迫了女性。这个派别有比较强的分离主义倾向,中国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所谓田园女权比较接近这一派,甚至和男人结婚、生孩子都会被指责。

差异女性主义

认为男女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但是现有的父权体制不承认这种生理的、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压迫了女性。这个派别有比较强的分离主义倾向,中国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所谓田园女权比较接近这一派,甚至和男人结婚、生孩子都会被指责。

另外,还有黑人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则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她们不仅受父权制压迫,还受白人和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女性的压迫。

另外,还有

黑人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

等则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她们不仅受父权制压迫,还受白人和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女性的压迫。

那和文化研究看法比较接近的是后结构女性主义和后女性主义。后结构女性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看法,认为性和性别都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产物,而不是生物决定的。一般大家认为社会性别(gender)是建构的,而生物性别(sex)是生物性的,是不能改变的,具有某种本质,但是朱迪·巴特勒、哈拉维等人却认为,就连传统的生物性别本身也是话语建构的,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本身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这些学者认为,身体就是一个衣架,来悬挂关于性差异的文化假定。你把什么东西挂上去,身体就会变成什么样,其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本质。

那和文化研究看法比较接近的是后结构女性主义和后女性主义。

后结构女性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看法,认为性和性别都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产物,而不是生物决定的。

一般大家认为社会性别(gender)是建构的,而生物性别(sex)是生物性的,是不能改变的,具有某种本质,但是朱迪·巴特勒、哈拉维等人却认为,就连传统的生物性别本身也是话语建构的,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本身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

这些学者认为,身体就是一个衣架,来悬挂关于性差异的文化假定。你把什么东西挂上去,身体就会变成什么样,其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本质。

比如对女性身体使用的研究发现,看似一些生理差异,比如走路步子比较小,双臂不如男性那样伸展得开,甚至跑、跳的动作差异,其实都是建构的结果。还比如我们在交通工具上经常看到,男性占的位置很大,两脚分得很开,而女性大部分是比较内敛的,双腿并拢,身体也是收缩的,这种看似是身体的差异,其实也是被规训、被教育的结果。

更不用说那些认为女性身体是柔软、被动、温顺的和男性身体是坚强、积极主动和有力的假设。所以说到底,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都不是本质主义的和永恒的,而是话语结构的产物。

更不用说那些认为女性身体是柔软、被动、温顺的和男性身体是坚强、积极主动和有力的假设。所以说到底,

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都不是本质主义的和永恒的,而是话语结构的产物。

巴特勒使用了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权力本身生产了作为知识对象的身体。女性从小按照这套父权制的知识话语,被迫地不断重复操演,使其身体被这套知识和权力所规训,从而由外而内地接受自己被动的女性主体与身份。

后女性主义则更温和自信一些,认为女性主义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应该超越压迫和抵抗的话语结构,不要再把女性建构为受害者或者弱者——因为这种建构本身可能会强化女性被压迫的状态,而是更提倡基于女性自主的女性主义,用一种更具建设性和对话的姿态来和外界、和男性进行沟通。

性别在传播中塑造的“特有”形象

既然性别身份主要是话语及其接合的产物,那么日常生活中各种媒体中的性别话语和对两性的再现或符号表征,就会对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影视剧中女性角色的研究非常多,比如女性角色数量较少,多数是男性的附庸。同时女性身体外表的重要性要远大于男性角色。过于注重外表的男性会被认为缺乏阳刚之气。女性的外观比行动重要,而男性的行动比外观重要。

最早的一个对电视剧中女性角色的经典研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做的,归纳出了如下一些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如淘气顽童、贤妻、悍妇、淫妇、受害者、尤物、妖妇、交际花、女巫、女族长等经典角色。在这些类型中,好的女性是顺从、敏感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坏的女性则是叛逆、独立和自私的。

最早的一个对电视剧中女性角色的经典研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做的,归纳出了如下一些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如淘气顽童、贤妻、悍妇、淫妇、受害者、尤物、妖妇、交际花、女巫、女族长等经典角色。

在这些类型中,好的女性是顺从、敏感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坏的女性则是叛逆、独立和自私的。

尽管现在所谓“大女主”的影视剧也多起来,但是女主角一般都要经历一个由女性气质向男性气质的蜕变,就是变得更理性、更果断、行动力更强、更狠,这样才能最终成功。所以,这样的一种建构本身,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化了男性主体的话语。

其实在讨论女性身份与女性气质的建构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思路,那就是考察作为对立面的男性气质是怎么形成的,这也可以反映身份本身的流动性。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如果周末去公园,就会发现钓鱼的多数是男性,带着长枪短炮、玩单反相机的也多数是退休男性。钓鱼被建构是一个冷静、理性,需要控制力、耐心的活动,所以好像属于男性的专利,女性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

而一群退休老人中,端着单反相机、背着摄影包的一般是男性,被拍摄的常常是拿着纱巾的女性。单反摄影这种活动,既烧钱、又需要懂前期后期技术,需要像钓鱼一样,面对被摄对象要“挑等抢”,就是挑选、等待,好的镜头出现了一定要抢,要控制自我,这似乎也是男性气质十足。当然,男性气质中最被推崇的还是充满行动、暴力和统治性的气质,就是那种“你瞅啥瞅”的那种霸气。

现在网上也经常出现年轻男艺人们缺乏阳刚之气的讨论。其实这种所谓阳刚之气也多半是建构的。我看中国古代的精英男性,至少在外表上,多数也缺乏这种气概。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的男性,还涂脂抹粉。现代的这种所谓阳刚之气多数来自军事与侦探相关的职业。

现在网上也经常出现年轻男艺人们缺乏阳刚之气的讨论。其实这种所谓阳刚之气也多半是建构的。

我看中国古代的精英男性,至少在外表上,多数也缺乏这种气概。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的男性,还涂脂抹粉。现代的这种所谓阳刚之气多数来自军事与侦探相关的职业。

比如美国的硬汉形象来自上世纪40-50年代黑色电影中的男性形象,尤其像钱德勒在他的系列小说和剧本中所塑造的那种离群索居、特立独行、生活潦倒的私家侦探的硬汉形象。中国的战争影片和武侠小说、影视剧贡献了我们熟悉的男子汉形象。而我们这一代看港片长大的,更熟悉的则是《英雄本色》之类电影所营造的那种鄙视经济利益,为了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男性气质。

《英雄本色》电影海报,图源:movie.douban.com

不过正如前面讨论的,这种男性气质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衰落。像金庸前期塑造了那么多所谓有阳刚之气的侠义的武林高手,但他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缺乏传统的男性气质,既没有强壮的身体与高强的武功,也不讲义气,贪财好色,诡计多端,这就解构了他自己建构的传统的男性气质。

而像去年非常成功的《漫长的季节》中,男性气质也被重新定义。范伟饰演的王响,身份从骄傲的工人阶级变成了出租司机,在家庭中想要建立父权统治却又最终失败。秦昊扮演的龚彪,早先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但最后也开出租车,因为想在家庭中维持男性尊严,死要面子活受罪,最后妻子也离开了他。

这两个角色一方面说明个体身份是多重的、变动不居的,另一方面他们的软弱、窝囊也解构了传统的男性形象或者说父权。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比小鲜肉们还缺乏所谓传统的“阳刚之气”。

《漫长的季节》王响,图源:movie.douban.com

那么,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讨论了性别身份中的男女两种,现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更复杂多样的性别类型,正在解构着本质主义的性别身份。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是它们在大众文化中数量要绝对相等,而是对这些身份的呈现背后都存在着某种政治。如何宽容、平等地与来自不同身份的人友好相处,可能比刻舟求剑的、对不同身份的刻板印象更为重要。

那么,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讨论了性别身份中的男女两种,现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更复杂多样的性别类型,正在解构着本质主义的性别身份。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是它们在大众文化中数量要绝对相等,而是对这些身份的呈现背后都存在着某种政治。如何宽容、平等地与来自不同身份的人友好相处,可能比刻舟求剑的、对不同身份的刻板印象更为重要。

本集我们讨论的身份问题,正好也适合给文化研究做个总结。几次节目听下来,大家也会感觉到,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如果我们接受身份不是本质主义的,是可以建构的,也了解了话语和媒体的表征系统有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身份建构,这样,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在哪里,了解如何突破这些限制,进而能够更自主、自信地追求自己的身份和人生。

本集我们讨论的身份问题,正好也适合给文化研究做个总结。几次节目听下来,大家也会感觉到,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

如果我们接受身份不是本质主义的,是可以建构的,也了解了话语和媒体的表征系统有可能会限制我们的身份建构,这样,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在哪里,了解如何突破这些限制,进而能够更自主、自信地追求自己的身份和人生。

不论是性别、民族、阶级、年龄、地域、亲属关系等这些身份,都不是必然如此,而是某种权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有自信去打破这些限制,去获得自由。

好,到这里传播学一百讲的正篇就告一段落,下一次我们再花点时间做个总结,希望大家都能来冒个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