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性丑闻的传言，有可能只是心理欲望的发泄？传言与集体记忆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瑞士心理分析学家荣格在1910年分析了一个学校中男教师与女学生存在不正当关系的传言，发现它源自一个女孩的性幻想。她把自己虚构的故事告诉了三个同学，故事最后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开来。

荣格认为，这一传言之所以被传播，是因为它契合了某种早已“存在于空气中”的东西。他把它归结为女学生们的心理欲望发泄。荣格的结论正确与否，我们这里先不讨论。

荣格（Carl Gustav Jung），图源：wikipedia.org

举这个例子，我是想说明，这个研究和上次节目我们从传言满足人们需求的角度有很大的不同，这个研究它涉及到传言的内容及意义，而非只是抽象地在讨论传言的社会功能。

现实中，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传言可以传播得非常快、非常广，但是有的传言却可能根本无人问津。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也出在传言的内容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传言的意义是否契合社会的集体记忆。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传言的意义反映集体心理

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传言的深层含义与扩散范围之间的关系。

类似荣格的，还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曾对1934年1月15日印度比哈尔邦大地震后出现的传言进行过研究。

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图源：twitter.com

其实这次地震损失并不大，但是灾区内却产生了灾难造成巨大损失的传言。原因是灾区居民心理恐惧，所以他们期待看到关于巨大灾难造成惨重损失的新闻。

在这种期待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内心态度与实际认知之间的不一致。费斯廷格认为，当人的态度与认知不一致时，就处于焦虑紧张状态，要想方设法让它们处于一致。于是，共同处于焦虑紧张状态的灾区居民相互支持，用灾难造成巨大损失的传言否定了现实，这样就让态度与认知之间保持了一致。

在这种期待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内心态度与实际认知之间的不一致。

费斯廷格认为，当人的态度与认知不一致时，就处于焦虑紧张状态，要想方设法让它们处于一致。

于是，共同处于焦虑紧张状态的灾区居民相互支持，用灾难造成巨大损失的传言否定了现实，这样就让态度与认知之间保持了一致。

相反，在震区外的传言，就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外面完全没有预测将来灾难会更加猛烈的传言，除了其中一些对实际损失略作夸大外，另外一些甚至是正面的，也就是对灾区的救援和恢复抱有乐观的态度。

通过将灾区内外传言进行对比，费斯廷格将传言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出来。他发现，这种意义是由人赋予的，也被人所接受，因为人们需要通过传言来发泄自己的欲望、缓解自己的焦虑。

通过将灾区内外传言进行对比，费斯廷格将传言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出来。他发现，这种意义是由人赋予的，也被人所接受，因为

人们需要通过传言来发泄自己的欲望、缓解自己的焦虑。

下面我再举一个中国人更熟知的例子，大家就能更清楚看到传言隐含的意义和功能。

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在中国开始流传一个传言，说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谈话时，看见桌上的一个九龙杯，特别喜欢，于是把它偷走了。

尼克松在宴会上与周恩来敬酒，图源：japantimes.co.jp

卫兵第一时间报告了周恩来，收到报告的周恩来不动声色，为尼克松安排了一场魔术表演。表演过程中，魔术师拿了个一模一样的假九龙杯，然后变没了，说可以在尼克松的公文箱里找到，结果大家果然在尼克松的公文箱里发现了这个九龙杯，就这样，中国领导人巧妙地将这个假的九龙杯给了尼克松。

我们上一集说过的学者卡普费雷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这则传言，就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相信，充满智慧的中国人最终会战胜狡诈的外国人，并且还可以让双方都不丢面子。

我个人认为，这个传言还可以进一步解读，因为它可以将中国与美国建交这个事件变得具有正当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尼克松访华这个事件太突然了，就是在那不久前，中国的媒体和宣传都还在攻击美国，所以人们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而这个传言通过一个阿Q式的故事，将中美建交解读为是中国巧妙地打败了美国，于是中国与美国建交这个事件就变得具有了正当性，它很好地解决了人们心理上的前后不一致。

以上三个例子，其实都说明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看，传言也许是虚假的，但是它背后的公众意见和集体心理，却是真实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传言在本质上是一个群体传播现象，每个传播它的人会在传言上打上自己的印迹，签上自己的名字。

以上三个例子，其实都说明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会发现，

表面上看，传言也许是虚假的，但是它背后的公众意见和集体心理，却是真实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传言在本质上是一个群体传播现象，每个传播它的人会在传言上打上自己的印迹，签上自己的名字。

也因此，通过分析传言的意义，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群体真实的认知、态度、观点和欲望。

传言以集体记忆为土壤

传言总是要以集体记忆为土壤。一则来自于非权威信源的传言，之所以能让多数人相信，就是因为它符合了这些人所归属的集体已有的心理原型或者集体记忆。这种意义上的契合，把传言与群体的历史联系起来。

所以基于这个集体记忆的模型，法国学者勒莫就认为，传言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信息失真，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传言的重点，在于每个成员接受-同化-传递的过程，这是一个意义分享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在传言中添加自己的意象，再删除没有共鸣的意象。经过不断地转手修改，传言成为反映真实社会心理的最小公约数。所以，传言并不是突发事件，而是社会集体记忆的潜伏、变化、最后找到一个机会爆发。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都可以在传言中添加自己的意象，再删除没有共鸣的意象。经过不断地转手修改，传言成为反映真实社会心理的最小公约数。

所以，

传言并不是突发事件，而是社会集体记忆的潜伏、变化、最后找到一个机会爆发。

勒莫形象地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幼虫到蛹再到出茧的过程。

所谓幼虫阶段，就是一个文化中最原始的神话、社会记忆的部分，它是传言形成意义的文化基础，这就像是一个病毒传染的过程；

所谓

幼虫阶段

，就是一个文化中最原始的神话、社会记忆的部分，它是传言形成意义的文化基础，这就像是一个病毒传染的过程；

蛹的阶段则是社会现实积累的阶段，也是一个传言的潜伏阶段，它对应着一个个具体个体的记忆，这个阶段像是传染病的潜伏和孵化；

蛹的阶段

则是社会现实积累的阶段，也是一个传言的潜伏阶段，它对应着一个个具体个体的记忆，这个阶段像是传染病的潜伏和孵化；

出茧则代表着从现实走向想象，在神话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故事，也就是古老的社会记忆通过某个具体的传言呈现出来，如果用传染病作比喻，这个阶段就是爆发。

出茧

则代表着从现实走向想象，在神话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故事，也就是古老的社会记忆通过某个具体的传言呈现出来，如果用传染病作比喻，这个阶段就是爆发。

古人说，“风起于青苹之末”，意思是大风是从小风发展而来。所以看上去传言来势汹汹，但是追溯其形成，往往可以上溯到很久以前、甚至和当下传言所说的具体现象毫无关系的地方。

古人说，“

风起于青苹之末

”，意思是大风是从小风发展而来。所以看上去传言来势汹汹，但是追溯其形成，往往可以上溯到很久以前、甚至和当下传言所说的具体现象毫无关系的地方。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写过一本研究清朝乾隆时代江南巫术传言的书《叫魂》，这本书在中国十分畅销。叫魂传言的兴起，就和定居的村民对于到处流动的石匠、僧人、道士、乞丐的恐惧感有关，后来这种恐惧发展为，居民们认为这些人具有某种危害定居村民的超自然力量。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图源：sxpdf.com

这其实反映了农业社会对于陌生人与边缘人的焦虑与排斥，这种焦虑和排斥一直存在。过去美国出现过抓巫师、烧巫师的现象，也和这种焦虑有关。所以这种集体记忆随时可能在新的事件的刺激下，以新的传言形式重新出现。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流传于江苏、安徽部分地区的“毛人水怪”或“水鬼毛人”传言。在此之前，许多笔记小说中就记载过类似的传言，它的恐怖色彩比较浓厚。

毛人水怪被描绘成一种生活在水中的怪物，它浑身是毛，变化多端，喜欢挖人眼、扒人心。但是到了1950年代，传言的意识形态色彩就开始出现，主要内容是“政府放出毛人”，“要人眼、人心、奶头、卵蛋”，“送苏联造原子弹”。

这个传言影响非常大，甚至影响了当时农村的正常生产与生活，后来刘少奇还亲自批示要扑灭这个传言，还动员了地方公安的大批人员。

后来有研究者就发现，这个传言的集体记忆来自于从《山海经》时代以来民间一直存在的毛人、水怪的传说。它们这次的出现，是因为淮河流域水利工程修建中出现的不满情绪以及民众对中苏关系、原子弹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恐惧相结合所导致，再加之当时国民党残余力量蓄意破坏，妖魔化共产党及军队，很快就以传言的形式迅速扩散开。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传言与清朝叫魂传言一样，带有集体记忆中“采生折割”的影子。所谓“采生折割”，意思就是肢解人的身体或器官，目的是做成药物，实施巫术，或者把儿童变成残疾的怪物等。

在中国古代，实施采生折割的主体以前就是像僧人、道士、乞丐这样的流动人口。叫魂传言里，这些人“采生折割”的方式是割人的辫子，通过头发获得其灵魂，后来乾隆听说了这个传言，对“割辫子”非常警惕，觉得这和排满的反清复明运动有关系，所以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

到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因为来中国传教、开办医院，就替代了僧人、道士、乞丐而成为采生折割传言的中心人物。在建国以后的毛人水怪传言中，西方传教士则又变成了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怪物，指向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

这就与勒莫所说的对应上了，作为幼虫的集体记忆一直存在，它们会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新的神话，成为爆发的传言。而通过这些伪装的神话，借助集体的无意识，传言把群体聚合在一起。

这就与勒莫所说的对应上了，

作为幼虫的集体记忆一直存在，它们会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新的神话，成为爆发的传言。而通过这些伪装的神话，借助集体的无意识，传言把群体聚合在一起。

到了现代也是一样。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普通人对于科技、金融、医疗卫生、政治充满着不确定与不信任，这又会重新激活人们对于科技风险的集体记忆。

比如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受到地震与海啸影响，出现放射性物质的泄露。同时中国出现了抢盐的传言，一时之间，商超的盐都脱销了。这个传言的背后逻辑就是认为，放射性物质会影响海水，导致食盐也会带有毒的放射性物质，所以要抢购之前没受污染的。

近期也有类似的事，前一段时间新一代新冠XBB毒株出现，中国网络上就出现了要囤积蒙脱石散的传言，导致该药脱销，最后证明这只是一个非专业网民的推测。这是再次印证，集体记忆和神话并没有因为新时代的来临就消失，而是演变为新的传言。

蒙脱石散传言相关信息，图源：新浪微博

与传言类似的都市传奇

除了神话、集体记忆，另一种和传言非常类似的现象，是都市传奇，英文叫Urban Legend。

除了神话、集体记忆，另一种和传言非常类似的现象，是

都市传奇

，英文叫Urban Legend。

相信大家都听过消失的乘客、XX路公共汽车的故事、某大学实验室或卫生间的灵异事件、红衣小孩、下水道里出现鳄鱼等故事。这些故事就属于都市传奇，它们没有明确的来历，但是经久不衰，可能隔不了多久又会出现。

比如机场停车场落灰豪车的新闻，2013年治理僵尸车时出现过，2018年又出现过，大家说那是马航遇难者的豪车；21年再次出现，人们又说那是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病人的豪车。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版本出现。结果后来经过事实核查，这些故事都是捕风捉影。

勒莫分析过一个黑寡妇的都市传奇，说是一个在法国多个城市传流的故事，一个热带盆栽植物中藏着一只毒蜘蛛，毒死了养花人。这个故事和传言很像，也表达了法国人心里深处对于外来移民的恐惧感。

那么，都市传言有什么不同于传言的特点吗？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曾经分析了在美国印弟安纳州和尤他州广泛流传的一些故事。其中就有一个消失的搭车客的传说，就是出租司机或者私家车司机让路边一位搭车客上车，这位乘客在有的故事中是男的，有时候是女的，职业也各不相同。总之故事的结局都是，最后司机到了目的地，回头一看，乘客已经消失了。事后司机会发现，这个乘客其实早就去世了。

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图源：wikipedia.org

通过对这类传说的分析，布鲁范德认为，都市传奇的共同特点都是，它们会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可信度，同时具有警示意义，像神话一样，常常包含着经典的二元对立。

通过对这类传说的分析，布鲁范德认为，

都市传奇的共同特点都是，它们会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可信度，同时具有警示意义，像神话一样，常常包含着经典的二元对立。

在与汽车相关的都市传奇里，除了消失的搭车客，还有死亡之车、后座杀手之类的都市传奇，这类故事所反映的二元对立，就是以汽车为代表的新技术与传统社会、移动性与稳定性、风险与安全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汽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象征着风险与不确定，在当时被保守派列为危险的象征，所以这一系列都市传奇实际上就带有保守文化对新兴文化的批评。

这个搭车客的故事，其实在中国也有不同版本，我小时候还听过人力车夫版的。有些研究者认为，都市传奇缺乏时效性，所以经常会稍加变化，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而传言主要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有特定的情境和明确的指向。这些是都市传奇与传言的不同之处。

这个搭车客的故事，其实在中国也有不同版本，我小时候还听过人力车夫版的。有些研究者认为，

都市传奇缺乏时效性，所以经常会稍加变化，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而传言主要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有特定的情境和明确的指向。这些是都市传奇与传言的不同之处。

不过，都市传奇和传言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很多也可以算作是广义的传言。比如艾滋针的传言就很像都市传奇，有许多变体。

不过，都市传奇和传言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很多也可以算作是广义的传言。

比如艾滋针的传言就很像都市传奇，有许多变体。

之前我们在番外里大致提过这个故事，就是1988年在互联网上，美国出现了得克萨斯州的艾滋针传言。据说有人在电影院坐下后发现自己被针扎了，旁边还有张字条写着：“你已经感染HIV”。

这则传言里还提到，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报告证实了这个事件；在有的版本里，针头还出现在电话和汽水贩卖机的找零吐币口，导致投币找零的人被针扎，传言里还包括了达拉斯警察局转发给华盛顿地区所有政府机构的公告。我们可以看到，这则传言包含了许多细节，还有权威部门的证实。

1999年至2000年间，中国河南出现了因为卖血导致了艾滋病传播的新闻。于是这则艾滋针传言就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1999年，中国出现西瓜被注射艾滋病人血的传言，导致部分地区西瓜滞销。2001年，湖北、河南也出现了西瓜被注射艾滋病人血的传言。

不久后，天津也出现艾滋针传言，但是细节变成了有人在商场、超市、路边悄悄向人扎针，注射艾滋病人的血。传言还煞有介事地说，警方接到46人报案，还抓获4人。

到了2002-2007年，广州、深圳、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传言。2007年，该传言又出现变化，说是牙签厂有得了艾滋病的工人将血滴到牙签上，会导致消费者感染。2008年、2011，西北地区的艾滋病传言又出现了变化，说艾滋病人会将血滴到烧烤签上。

你看，一个传言衍生出这么多变体，最后变得越来越像都市传奇。传言与都市传奇经常相互转化。因为它们都根植于集体心理和集体记忆。

你看，一个传言衍生出这么多变体，最后变得越来越像都市传奇。

传言与都市传奇经常相互转化。因为它们都根植于集体心理和集体记忆。

如何才能辟谣？

既然传言源于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那它还有可能消失吗？如何才能进行有效地辟谣呢？

卡普费雷认为，传言是会消失的。

首先是因为人们兴趣会发生转移，一个热点会迅速地被另一个热点所取代。公众会对某个传言失去兴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相信传言，他们只是不再关心这个问题而已。

首先是因为人们兴趣会发生转移，一个热点会迅速地被另一个热点所取代。

公众会对某个传言失去兴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相信传言，他们只是不再关心这个问题而已。

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传言过于夸张，超出了其限度，人们就会不再相信。而传言也注定会越来越夸张，因为传言想要吸收所有事实，甚至包括辟谣信息，它在传播的过程中会把这些信息改造为一套说得通的叙事，这样一来，传言就是一个群体拼凑的建筑物，越来越夸大了事实，慢慢就会像用纸牌搭起来的城堡一样不堪一击。

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传言过于夸张，超出了其限度，人们就会不再相信。

而传言也注定会越来越夸张，因为传言想要吸收所有事实，甚至包括辟谣信息，它在传播的过程中会把这些信息改造为一套说得通的叙事，这样一来，传言就是一个群体拼凑的建筑物，越来越夸大了事实，慢慢就会像用纸牌搭起来的城堡一样不堪一击。

另外一个传言会消失的原因是背景会发生变化。我们前面说到，传言具有时效性，它是某种背景的见证，如果这种背景发生变化，传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将立即停止流传。比如武汉新冠疫情期间产生的传言，随着疫情的结束，这些传言就自动消失。

另外一个传言会消失的原因是背景会发生变化。

我们前面说到，传言具有时效性，它是某种背景的见证，如果这种背景发生变化，传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将立即停止流传。比如武汉新冠疫情期间产生的传言，随着疫情的结束，这些传言就自动消失。

但是，传言的消失不代表着灭绝。传言随时还会卷土重来。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说的，当环境再现的时候，集体意识中的那些主题又会循环出现，同时传言还在不断地加工和建构着事实，让其长盛不衰。因此，除了要注意当下的事件可能引发的传言外，还要注意我们前面谈到的传言背后深层的社会心理。

但是，传言的消失不代表着灭绝。

传言随时还会卷土重来。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说的，当环境再现的时候，集体意识中的那些主题又会循环出现，同时传言还在不断地加工和建构着事实，让其长盛不衰。因此，除了要注意当下的事件可能引发的传言外，还要注意我们前面谈到的传言背后深层的社会心理。

比如对外国人的仇视、对儿童的担心、对成人失去权力的恐惧、对健康问题的焦虑、害怕技术改变从而重返野蛮状态等。所以社会有什么集体焦虑和集体记忆，就会像梦一样，曲折地体现在传言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想，传言其实也是了解民意和社会心态的窗口。

比如对外国人的仇视、对儿童的担心、对成人失去权力的恐惧、对健康问题的焦虑、害怕技术改变从而重返野蛮状态等。所以社会有什么集体焦虑和集体记忆，就会像梦一样，曲折地体现在传言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想，

传言其实也是了解民意和社会心态的窗口。

而管理者对待传言的办法，之前我们说过，常常是先扣上谣言的帽子，接着就是删帖、辟谣。其实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过辟谣的效果，有些强调辟谣效果与接受者的个体差异、媒介素养或处理信息的方法有关，比如对接受的信息采用直觉式处理方式的个人，比采用分析性处理方式的个人更容易相信传言或虚假信息。在对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接受中，喜欢听从直觉的个人对威胁的感知会使他们更容易相信传言。

总之，辟谣的效果是不稳定的。因此，就像我们前面一直讨论的，仅仅要求接受者具有更高媒介素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信息供给侧进行改进。

总之，辟谣的效果是不稳定的。因此，就像我们前面一直讨论的，

仅仅要求接受者具有更高媒介素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信息供给侧进行改进。

比如最近的一个研究图片网站的辟谣信息策略的论文就发现，强调传言逻辑推理存在错误的辟谣信息，不论是受众在接触传言前看到，还是接触传言后看到，都会有效地降低受众对错误信息的接受。

而强调传言存在事实错误的辟谣信息，只有在受众接触传言之后，才能有效果。不过事实性辟谣信息的可信度，要比强调逻辑错误的辟谣信息的可信度更高。

我们前一集也提到，传言的新奇性决定了它会比辟谣信息得到更多的转发。而且辟谣本身还可能会引发新的传言。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许多特征让传言如虎添翼。因为和大众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是去中心化的，缺乏像大众媒体的专业人士把关，这让传言无孔不入。

我们前一集也提到，传言的新奇性决定了它会比辟谣信息得到更多的转发。而且辟谣本身还可能会引发新的传言。

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许多特征让传言如虎添翼。

因为和大众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是去中心化的，缺乏像大众媒体的专业人士把关，这让传言无孔不入。

而且社交媒体还会提高了传言传播的效率。传统的传言基本还是一个点对点的口耳相传，速度慢。但是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大众的人际传播”，会瞬间向所有好友发出信息，这增加了传言的到达率。

社交媒体的转发分享功能会让传言的传播呈现爆炸效应，按照社会网络研究中的六度分隔理论或小世界理论，经过数个关键点，就会普及到大多数人。

另外，还有一个改变是，和传统的口耳相传不同，社交网站的转发与分享还会使得传言的失真率大为降低。我们前面提到传言存在的简化、锐化、同化三种失真或变形规律，但是对于朋友圈的转发链接或是截图来说，这几个规律的适用性就大打折扣，个人在转播中，大多只是被动地传播，当然评论常常也会附着在信息之上，这个会一定程度引导接受者的认知与理解方向。

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辟谣并非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反过来，希望再次强调的是，营造一个透明、公开、问责的信息环境，可能才是一劳永逸解决传言负面影响的做法。在大部分及时披露公共信息的国家，并不太把传言的负面影响看得像我们这么大。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辟谣并非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反过来，希望再次强调的是，营造一个透明、公开、问责的信息环境，可能才是一劳永逸解决传言负面影响的做法。在大部分及时披露公共信息的国家，并不太把传言的负面影响看得像我们这么大。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