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为何有人会穿上婚纱参加偶像演唱会？类社会互动与类社会关系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上一集我们做了一期问答，很感谢大家的提问和评论区中的鼓励，当时收到的问题比较多，我其实录了有一个多小时，编辑建议分成两期，那在这一章结束后，我们再把下半部分的问答放出来，也欢迎大家继续提问。
在这一集，我想从这两年最流行的一个网络现象聊起，就是直播。现在网络直播很火，不论是带货还是打赏的规模，似乎都让人无法理解。很多人的感觉是那些主播和我们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虽然他们并不认识我，但是我却感觉他们就像是身边熟悉的人。就连主播的称呼都反映了这种感觉，他们会把观众称之为“亲人”“老铁”等等。所以当他们卖货的时候，我们也会愿意相信他们，买他们所推荐的商品。
这种对于非现实生活中接触的人的相信，古往今来一直都有，有的还会衍生成一种迷恋，比如现在很多人追爱豆，有“妈妈粉”、“女友粉”、“男友粉”等等，他们都愿意为了爱豆做很多事情。 而这样的事例在电视时代也经常出现。
前几天，王源演唱会现场成为粉丝的婚纱趴，让一些网友看的目瞪口呆，这个新闻让我想起了2007年，一位兰州的刘德华粉丝杨丽娟为了见刘德华，全家人卖掉房子，甚至借钱专程赶到香港，最后杨丽娟的父亲因为刘德华没有特殊对待她的女儿而跳海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你应该见杨丽娟，为她签个名，救救她，除了你，她已隔绝了这个世界，只有你，才是她心灵的呼唤。”她的父亲会这么写，是因为杨丽娟从1994年开始就痴迷于刘德华，经常梦到刘德华，感觉到华仔经常会和她说话。为了追星，不上学、不工作，不交友。
类似的事情在印刷时代也存在。晚清的笔记《三借庐笔谈》里曾记载了一件事，说杭州的一个商人的女儿，特别喜欢读《红楼梦》，达到痴迷，最后都得病了。父母认为都是这本小说惹的祸，干脆就把《红楼梦》扔到火里烧掉。女儿就在床上大哭：“奈何烧杀我宝玉！”竟然因为着急，一口气没上来就死掉了。
上面的这些关系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都是使用者自己想象出来的。你可能会问，这种单方面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奇怪？但是仔细想想，好像还挺普遍，我们和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明星，甚至是和去世的亲人朋友之间，有可能都存在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学术上就称为“类社会关系”。
这一期我们会接着我们上一次节目谈论媒介在初期出现会容易让人成瘾，后续会受到环境影响来谈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思路，从观众的角度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们会在观看直播、电视，阅读小说中产生这种类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正常吗？
类社会关系：开放氛围，使观众加入参与其中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理论的产生。类社会互动和类社会关系这两个概念最早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霍顿和沃尔（Donald Horton and Richard Wohl）在1956年提出的。所谓类社会互动，英文是para-social interaction，前缀para既有”类似“的意思，同时也包含着”错误“与”不规范“。这两位作者最初就认为这种互动是存在着错误、残缺以及不规范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山寨“。当时，他们是带着一定的批判性来看待这个行为的。这当然和我们今天的着眼点略有不同，我们是把这种行为与关系作为中性的社会现象来解释。
在20世纪中期，霍顿和沃尔最初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用来描述广播和电视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互动与关系。他们发现除了传统的影视剧中的演员扮演的角色外，广播电视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角色，就是一类扮演自己，以真实的身份出现在屏幕上的人，这些人打破戏剧中所说的“第四堵墙”，直接与听众和观众进行对话。
这里解释一下第四堵墙，一般我们看话剧或影视剧，演员是在一个三边都封闭的空间中表演，观众坐在台下只能观看舞台或者屏幕上的这一边，好像是演员和观众间也存在着一堵看不见的墙，就称为“第四堵墙”，演员好像根本意识不到观众的存在，观众及代表他们的镜头似乎也是隐形的。
但是有些电影或者戏剧，会拆掉“第四堵墙”，这个时候情况就变成了，表演者会突然对着下面的观众直接交流。其实在中国的传统全本戏曲里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在很多戏曲开头第一出，叫做“先声”，这时候总会有个角色直接对着观众介绍整个剧的内容，或者在一些当代话剧中，有些角色突然会对着观众讲话，这些都是打破了第四堵墙。
霍顿他们就发现，节目主持人、脱口秀表演者，还有做访谈节目的访问者，他们和之前的那些虚构的角色不同，这种角色会直接和观众交流，会让人有一种类似交流的感觉，创造出一种非正式的亲密关系，模糊了表演与日常交流的界线。
他们在扮演自己，用现在的话来说，在打造自己的人设。他们这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人格或面具，称之为persona。当然，这也是一种表演，但是它和演员扮演角色不同，又号称是真实的。就像直播的网红，他们会按照一个人设表演，但是又敢于说一些出格的话，干一些出格的事情，营造一种真性情流露的感觉，以此让观众产生了一种亲密关系的幻觉，觉得他们就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有个性的邻居和普通人。
电视拍摄技术运用，也会强化这种直接交流的关系。在这类节目中，使用站在观众角色的主观镜头，观众就会产生好像自己就在现场观看与交流的错觉。而在直播中，主播会不断地向屏幕呼告、动员，就像是直接在与观众对话。
而且今天的技术还会造成一些实时的互动，主播会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提到特定的某个观众的ID，这和人的连接就非常直接了。有时候现场还会设置一个和观众一样的外行，故意提问和挑战主播，这也会让观众产生一种临场感。和传统的明星不同，主播们甚至还会安排一些线下的见面活动，让观众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这更进一步造就了这种关系连接。
而且，类社会关系和之前的观众与影视剧角色的关系是不同的，影视剧播完了就结束了，但是类社会关系的节目会持续播出，像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网络直播的主播，他们会定期出现，理论上来讲不会结束。这种连续性可以不断地让观众熟悉他们，积累起对他们的感情与依赖。
综合以上的这些设置，就会造成一种开放的氛围或者感觉，每个观众都会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加入进来，并且参与到关系之中。
单向的情感投射具有主动性吗？
霍顿他们认为，这种关系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单向性。观众对媒体表演者一往情深，但是对方可能压根都不知道你的存在。
和现实中面对面的双向人际关系相比，这种关系在当时的学者看来，确实有点问题。他们觉得一方面这是媒体所设置的，观众只能处于一个合谋的角色，只能配合节目的格式，期待节目允许他们期待的内容，比如在健康节目里扮演一个频频点头、接受建议的人，在带货直播里扮演“买它买它”的角色，在脱口秀节目里扮演一个同情讲述者或者原谅讲述者错误的人。
甚至于观众的态度都被节目训练得符合节目要求，比如应该爱主播或者敬佩主播，认为主播非常真诚，因此必须对他们保持忠诚。也就是说，观众的角色在节目的策划中，基本已经被定义好，他们必须悬置自己的判断，扮演好自己的那部分角色。
霍顿他们的观点基本是否定和批判这种关系，认为在这类社会关系中，观众是被动的。而且还把它和边缘人群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产生这种感觉的观众都是孤独的、孤立无援的，像是老人、贫困群体、精神方面有一定问题的人会更容易产生或建立这种关系。
不过霍顿他们的论文毕竟是写于将近70年前，由于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现在我们对这种关系的认知相对客观了许多，不再只是把范围缩小，理解成一小部分人的特殊性，而是从理论根源去理解和接受它。后来有人将这种互动又称之为非交互性互动，把这种关系称之为次级依恋，它和真实的基本依恋不一样。基本依恋是对具体的人，比如儿童对他们的养育者会有依恋，一离开就会有分离焦虑。看不见妈了就会哭着喊着要妈。次级依恋则是扩展性的，没有那么强烈，可以是非面对面的关系，就像这种对媒介人物产生的亲密感觉。
也有后来的学者用客体关系理论来解释这类社会关系，就是观众会将他人客体化，在某一个非人的物或是符号那里，获得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比如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提出过一个“过渡客体”的理论。就是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会特别迷恋某个物，像是被子、毯子或者是毛绒玩具等，如果不在身边，就会非常焦虑。
我还见过有些小朋友，必须要咬着一块婴儿时期盖的小毯子，才能放心地入睡，如果碰巧没带，就会非常抓狂，没法入睡。那个毯子天天被咬在嘴里，大家可以想象是什么味道，但是小朋友就是离不开它。成年后，可能没这么严重，但是也可能有这种对物的迷恋，像是收藏。
这些作为过渡客体的物，就是儿童逐渐与母亲分离的时候，开始将关注点从母亲身上转移到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建立的一个中间性的对象。它既是外在的，同时又具有内在的特征，它还属于儿童，可以被儿童控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特殊。一般儿童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放弃这个过渡客体，完全转向外部世界。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与屏幕上的客体所建立的关系，就和过渡客体的这种关系非常接近，观众会把这些物像想象成真实的人，而与之建立起亲密关系。
我们前面讨论媒介技术的时候，曾提到过一个媒体等同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在下意识里，会把所有打交道的技术和物看成是真实的人与环境。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观众理性上知道这些屏幕上的人物只是一个符号，但是他们在下意识里，却会把他们当成真正的人，还会像面对面的互动一样与他们交流。当对方向他们打招呼，也会产生社会性的反应，对方有喜怒哀乐，他们也会产生共情。
总之，和早期的学者不一样的是，目前人们并不认为观众完全是被动的，只是按照节目的规定建立起与屏幕上角色的关系。而是观众一方也存在着积极的想象。这和我们上次说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观点非常相似，在观众与屏幕形象的关系中，观众在使用中掌握主动权，喜欢谁，喜欢到什么程度都会因人而异。尤其是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
同时，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病态的或者存在缺陷的，每个人都存在这种与客体建立关系的可能。有的是与主播，有的是与书上的人物或者作者，这就像当你看完一本小说，会觉得书里的人物有时候就在身边，还有的是与某个物之间建立关系，就像《重庆森林》里梁朝伟所扮演的角色天天会对着肥皂和毛巾说话。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和逝去的亲人朋友建立这种关系，经常会想象性地与他们对话。还有一些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默默关注的人，如果遇上对方特别喜欢自我表达，虽然与我们的关系也就是泛泛之交，也可能会产生这种单向的类社会关系。
武汉医生李文亮去世后，他的微博下面有无数的网友留言，像是与一个亲密的朋友一样与他交流，非常感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类社会互动和类社会关系。
类社会互动与类社会关系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理论的延申。类社会关系会把媒体人物想象成是自己身边的人，邻家大哥或小妹之类，他们并不完美，是普通人，同时这种想象性的关系也比较平等。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还举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例子，但是有些较真的学者认为，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和这里所说的类社会关系严格来说并不完全相同。虽然粉丝和偶像的关系也是单向的，粉丝心目中偶像也是以真实身份出现，但是粉丝会把偶像看得更完美，而且偶像的地位更高一些，粉丝对偶像有崇拜心理，关系并不对等。就像杨丽娟与刘德华，或者穿婚纱的粉丝与王源，我们很难称这种关系是平等的。
另一个发展是，类社会互动与类社会关系逐渐产生了概念上的分野。早期霍顿他们，在1956年那篇论文里，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但是后来的研究者们提出，类社会互动和类社会关系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类社会互动，是消费者这一方产生的经验、感情、想法和行动，它是单方面的，但是前提是观众能够感觉到屏幕上的角色好像在与自己直接交流，像一个熟人一样在对着自己讲话，这里是有一种想象性的交流感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在中介化的交流中，存在互动，拆除了第四堵墙。
但是类社会关系则不同，关系跟互动，从词上对比，关系会更浅一点，所谓类社会的关系，只要观众想象与角色之间建立这种关系就可以，未必一定要有想象性的互动。也就是说，并不一定要拆除第四堵墙，也可以建立起类社会关系。就像观众与影视剧中角色的关系，我们开头提到的杭州那个姑娘和贾宝玉的关系，也可以称之为类社会关系。
类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非常像。如果存在眼神的交流与对视，就会激起观众心中的小浪花。所以好的主播，会像和真人互动一样对视镜头，像和真人在场一样与之互动。当然，这对普通人来讲，是比较难做到的，这也得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表演能力，以及长期的练习。
同时，因为类社会关系更平等，所以主播与观众越相似，就越容易建立起这种关系。所以我们看网红主播未必都长得像明星一样完美，有时候普通一点、暴露一些自己的缺陷，让自己显得更像普通人一些，可能更容易获得观众的喜爱。甚至一些非常招人黑的主播，也非常有人气，就是因为他们太像我们身边讨厌的人，反而可以随便开他们玩笑。在注意力稀缺时代，也不能讲究太多，黑粉也还是粉嘛。
当然，主播的外形也会有所影响，研究发现，不论男女主播，形象气质好一些，还是会更有吸引力的。大家想想那些人气主播，基本还是有魅力的，但是又没有那么像明星。这个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前面说过，类社会关系是逐渐建立的，这也非常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人际关系的发展，是逐渐渗透的。通过不断交往，主播就会和自己的观众之间建立起默契，形成只有自己人才听得懂的一些表达、笑话或者梗。你要不是长期关注，可能就会一头雾水，但是经过扫盲后，就迅速能够建立起“一家人”的这种身份认同。
就像人际关系一样，有发展，还会有恶化、破裂。比如影视剧的类社会关系，一般会随着剧播完，慢慢消退。还有的是因为这些媒体人物淡出了、做了让观众不喜欢的事、塌房了而分手，甚至有的时候仅仅是因为观众“移情别恋”，喜欢上了新的角色。总之观众也通过这种虚拟的关系，来填补现实中的某种缺失。
这种缺失是什么呢？对青少年来说，如果对同龄人的依恋比较高但是对父母的依恋比较低，就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类社会关系，建立次级依恋。在韩国的一个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孤独和沉迷社交媒体，比较容易产生类社会关系。就像我们上一次说到使用满足理论时谈到的，说到底，这种关系还是对现实中亲密关系的一种替代。
有些学者认为类社会互动和类社会关系太模糊，因为这个“类”字好像认为观众和媒体人物的关系与现实中面对面的关系存在本质不同。但是今天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他们和主播、社交媒体关注对象之间的关系与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边界越来越模糊，甚至像游戏中的NPC、AI或者虚拟人，真的能够做到与用户进行互动，因此有的学者建议用情感连结理论来深化类这两个概念。
情感连结理论认为人类有与世界互动的设置，我们下意识会把世界当成真实的人与环境。在传播行为中，我们会感知到对方与我们的相关性，感觉到真实的感情。哪怕是面对符号性的对象，我们也会产生真实的情感，比如我们会对着屏幕上的角色落泪或者兴奋。同时媒体人物本身具有可供性，他们为了吸引观众，会不断地制造虚拟的交流感，满足观众的社会交往需求和情感需求。
还有的听友问过嗑CP的现象。其实这也是一种类社会关系，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又做了进一步抽离，把我与媒体人物的角色变成了我旁观媒体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又加入了一层想象与虚拟。是不是听上去很可悲？现代人为了怕受伤或者方便一些，从真实的关系中越来越抽离。这也不知道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欢迎留言讨论。
好，我们今天通过非常经典的准社会互动与准社会关系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与主播建立单方面的亲密关系。下一次我们会谈谈媒介事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