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平台的算法推荐有何问题？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上次我们说到受众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过去的信息过滤主要靠人的感知和预测，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自媒体和推荐算法出现后，信息的过滤开始有了机器的参与，这让我们进一步生活在一个没有分歧与冲突的舒适的信息环境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温层。
但是另一方面，近几年似乎网络上讲理的人却越来越少，只要碰到意见不同的人，好像就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恶言相加。
一面是同温层，一面是话不投机，一点就着，这两种现象看似不相关，其实它们之间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信息茧房与观点极化的关系。
信息茧房
什么是信息茧房？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信息所组成的封闭信息环境，这就像蚕作茧自缚，让我们无法接触到复杂的真实世界。
什么是信息茧房？顾名思义，就是
我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信息所组成的封闭信息环境，这就像蚕作茧自缚，让我们无法接触到复杂的真实世界。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学家桑斯坦提出来的，他在2006年出版的《信息乌托邦》里，把信息茧房明确定义为一个信息宇宙，在这个宇宙里，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和让我们舒适和愉快的东西。
《信息乌托邦》桑斯坦 著，毕竞悦 译，法律出版社
其实这个观点在他2001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里已经有了一些雏形，他提到了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中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我的日报”，桑斯坦认为，“我的日报”看上去是实现了个性化的选择，但是这种只关注自己兴趣话题的媒介，最后会使个人视野受到限制。
其实这个观点在他2001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里已经有了一些雏形，他提到了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中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我的日报”，桑斯坦认为，
“我的日报”看上去是实现了个性化的选择，但是这种只关注自己兴趣话题的媒介，最后会使个人视野受到限制。
桑斯坦的这个观点，在其他领域也有相应的佐证。比如说，在亚马逊网站上推荐算法就是一种机器协同过滤的机制，这种系统会先把那些买了同一本书的人放到一个筐子里，然后再将他们彼此各自购买的不同书籍推给筐筐里的其他人，因为同一个筐筐里的人，很可能具有相同的兴趣和品味。
这样一种过滤机制相信今天的我们已经不会感到陌生，并且我们亲身体验到了一个由此所带来的结果，那就是相似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对于同一圈层的人来说，信息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单一，持同一立场的观点也在变得越来越极端。
回声室效应
2010年凯瑟琳·霍尔·贾米森和约瑟夫·卡佩拉出版了一本在政治传播领域影响很大的书《回声室》。在这本书里他们提出了与信息茧房非常类似的“回声室效应”的概念。
他们以1996年美国大选为背景，研究了极端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持人Rush Limbaugh、福克斯电视台和保守派报纸给他们的观众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他们发现，在这个特殊的信息环境里，这些媒体的受众比其他人会更封闭，他们不接触类似《纽约时报》、CNN、NPR等这类“自由派媒体”，这些媒体在当时还算得上是主流媒体。
这样一来，类似的情况就发生了，这些受众的观点越来越极端，思维方式也越来越固定化，模式化，开始变得具有排他性。所谓回声室指的就是这样具有排他性的信息环境，在这个案例里，那些极端的保守派媒体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回音室，在这些回音室里，受众听到的只是同样的声音或者这些声音的回声。
这样一来，类似的情况就发生了，这些受众的观点越来越极端，思维方式也越来越固定化，模式化，开始变得具有排他性。所谓回声室指的就是这样
具有排他性的信息环境
，在这个案例里，那些极端的保守派媒体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回音室，
在这些回音室里，受众听到的只是同样的声音或者这些声音的回声
。
当然，贾米森他们在调查中也发现，接触CNN、NPR这类自由派媒体的受众也表现出于保守派受众类似的行为模式。
过滤泡
这种行为模式也有研究者将之称作为“过滤泡”所带来的影响，这是2011年3月，伊莱·帕里泽在TED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概念，所谓过滤泡，与回音室的意思也大致相同，他当时是拿谷歌做了例子，他说谷歌的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会把我们困在一个彼此不相沟通的“泡泡”里。
他认为，过滤泡的危害除了会让用户孤立和隔绝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过滤泡是不可见的，用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单一，还以为这是世界的客观表现。
他认为，
过滤泡的危害除了会让用户孤立和隔绝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过滤泡是不可见的，用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单一，还以为这是世界的客观表现。
同时这些过滤泡的背后是算法和程序代码，这让用户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拒绝。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网络时，几乎是等同于强制性地被迫接受了这些算法规则，根本没有协商余地。
帕里泽认为，如果我们察觉不到的过滤泡的存在，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就会崩溃，同时由于接触不到多元的信息，我们的思维也会变得越来越单一，这会限制我们创造性思维的发挥，长久以往，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除了信息茧房、回声室、过滤泡之外，2016年韦克斯等人还从政治新闻的接触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信息飞地（information enclaves）的概念，1998年基钦也提出过“文化部落主义”（cultural tribalism）的概念，这些概念也描述了与上述情形类似的现象。
在这些相似的概念中，学术研究中使用得最多的是“回声室效应”和“过滤泡”，“信息茧房”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在简体中文语境中，因为一些知名学者的使用，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是“信息茧房”这个概念。反而“回声室效应”和“过滤泡”这个概念在中国并没有流行起来。
为何人要追求一致？
不论使用什么概念，刚才谈到的这些观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人工的信息选择与算法的信息选择究竟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里面涉及两个过滤机制，一是信息接受者主动的信息选择，另一个是使用者不可控的机器算法的信息过滤，这对使用者而言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不论使用什么概念，刚才谈到的这些观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
人工的信息选择与算法的信息选择究竟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里面涉及两个过滤机制，一是
信息接受者主动的信息选择
，另一个是
使用者不可控的机器算法的信息过滤
，这对使用者而言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如何理解这两种选择？我们在前面的节目时提到过，人存在着一种追求协调一致的动机，因此第一种选择很好理解，用户会不自觉地在信息接触中，倾向选择那些感觉上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源或者信息。
并且，除了选择性接触，我们还会存在选择性理解，也就是只选取与自己一致的方式来对信息进行解读，同时我们还有选择性接受，接受那些与自己一致的信息，否定和忘记那些与自己不一致的信息。
这是从人内部的一致性动机去解释。除了一致性的动机外，对外的趋同动机也会导致人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如基于地理因素的同乡，基于组织身份，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联系等，相似的人会聚在一起。趋同性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接触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接触那些与我们相同的观点。
这种趋同性与一致性在今天的媒介环境里更是得到强化，它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第二种被动选择。
过去在一个大众传播时代，虽然个人具有选择性，但是整个信息环境仍然会使人们有各种机会接触到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接触到自己不喜欢或者不赞成的信息，这是一件让我们难受或者痛苦的事情。
而今天在韩炳哲所谓的“点赞社会”或者“妥协社会”中，各种出于商业利益考量的平台不断地开发新算法，迎合消费者的需求，预先对信息过滤，已经提前回避掉那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信息，这是平台工作的重要环节。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针对内容的多元性，其实存在过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是传统的内部多元性的看法，认为要在一个媒体发布的内容里，尽可能地体现不同视角和观点。
第一种是
传统的内部多元性
的看法，认为要在一个媒体发布的内容里，尽可能地体现不同视角和观点。
持这个立场的媒体，比较典型的就是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它们除了社论之外，还会有一个社论的对页，专门用来刊登那些与社论持不同政治立场的评论。同时在新闻报道中，也会尽可能平衡多方观点，尽量公平地予以呈现，所以在新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采访了正方后，一定还会采访反方，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第二种关于多元性的观点是指的外部多元性。意思就是每个媒体没必要追求丰富多彩，只呈现一种立场即可，但是允许市场上存在多种声音和立场的媒体，这样从全社会来看，虽然每个媒体的立场有偏颇，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信息环境仍然是多元的。
第二种关于多元性的观点是指的
外部多元性
。意思就是每个媒体没必要追求丰富多彩，只呈现一种立场即可，但是允许市场上存在多种声音和立场的媒体，这样从全社会来看，虽然每个媒体的立场有偏颇，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信息环境仍然是多元的。
但外部多元性有一些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对信息消费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外部多元的媒体环境下，它就要求受众必须突破自己的舒适区，要自行博采众家之长，才能够得到一个理性的判断。
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个要求可能太高了。大部分人基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趋同性与一致性，当然也因为这些算法的机制，基本上最终都会慢慢进入到一种个人定制的模式。在这个个人定制的名义下，公民们被算法限制在自己的舒适圈内，长此以往，这个群体的人只听到与自己一致的意见，开始觉得自己无比正确，以为全天下人都赞成自己的意见。
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个要求可能太高了。
大部分人基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趋同性与一致性，当然也因为这些算法的机制，基本上最终都会慢慢进入到一种个人定制的模式。在这个个人定制的名义下，公民们被算法限制在自己的舒适圈内，长此以往，这个群体的人只听到与自己一致的意见，开始觉得自己无比正确，以为全天下人都赞成自己的意见。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外部多元的社会，由于过去那种大而全的内部多元性成本过高，因此从博客时代开始，大部分自媒体就选择了外部多元性，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技术变化导致的信息环境的剧变。
群体极化的危害
那么，由此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整体上来看，群体的观点会变得越来越极端，从而出现群体极化的社会现象。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观点极化与信息茧房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那么，由此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整体上来看，群体的观点会变得越来越极端，从而出现
群体极化的社会现象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观点极化与信息茧房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所谓群体极化，它既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在社会心理学里，指的是一个群体在经过讨论之后，观点会向着某个方向偏移，表现得更极端化或激进。
比如在群体决策的时候，极化的群体会比分散的个人在决策表现上更冒险或是更谨慎。我们前面节目里讨论群体思维时，也举过肯尼迪政府猪湾决策的例子，这就是一种决策中群体极化中“冒险性偏移”的现象。这是群体极化在社会心理学层面的意思。
在政治学里，群体极化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日常表达中最经常提到的，指群体的观点两极分化，第二个含义则和社会心理学的比较相似，指的是群体观点的同质化，变得越来越单一。
在政治学里，群体极化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日常表达中最经常提到的，指
群体的观点两极分化
，第二个含义则和社会心理学的比较相似，指的是
群体观点的同质化，
变得越来越单一。
也就是说，这个极化既包括一个观点相似的群体内部，因为听不到不同意见，所以观点会在一个方向上变得越来越偏激，同时也是指，不同意见的群体在遭遇的时候，在互相辩论中，会在对方的刺激之下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不同意见的群体相遇的时候，既有可能极化，也有可能去极化。但是如果相反意见的两方平时只能接触到与自己相同的信息，就会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很难冷静、理性地考虑对方观点中的正确部分。在政治上，这种情况则体现为不宽容、社会撕裂等问题。
同时，伊莱·帕里泽认为，现在的这种个性化推荐导致的过滤泡还会在三个方面扼杀了创造力，阻碍创新。
首先，过滤泡人为地限制了我们的“解答视界”（solution horizon），也就是我们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心理空间的大小。而个性化推荐，会让我们的解答视界越小，让我们与一些随机的和意外的信息擦肩而过。
首先，
过滤泡人为地限制了我们的“解答视界”
（solution horizon），也就是我们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心理空间的大小。而个性化推荐，会让我们的解答视界越小，让我们与一些随机的和意外的信息擦肩而过。
就拿我个人的经验为例，经常一些学术问题的灵感可能是从日常活动和其他领域的闲书中获得的。
其次，过滤泡内部的信息环境往往缺乏一些能够激发创造力的关键特征。我们知道创意性思维的一个前提是知识迁移，脑洞大的人首先是个博采众长的杂家，能够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其次，
过滤泡内部的信息环境往往缺乏一些能够激发创造力的关键特征
。我们知道创意性思维的一个前提是知识迁移，脑洞大的人首先是个博采众长的杂家，能够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我给大家出一个标准创造力测试的题，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创造力如何。问题是：给你一盒图钉、一支蜡烛和一包火柴。请你帮忙想想，如何才能让蜡烛附着在墙上，但同时蜡烛点燃的时候，蜡油不会滴到下面的桌子上（或者点燃墙壁）。
一般来说，人们会把蜡烛钉在墙上，或者通过熔化的蜡油来把它粘在墙上，或者用蜡和钉子在墙上建造复杂的结构。其实解决方法非常简单：用图钉将图钉盒从里面钉到墙上，然后把蜡烛放在盒子里。
这里面的关键是打破知觉限度和传统的分类方法。当一个装满了图钉的盒子递给你时，你会倾向于将这个盒子本身视为一个容器。如果将盒子视为一个平台，则需要一个概念上的飞跃。这就需要我们经常要跳出自己原来的视角看问题，接触多元的信息，常常可以给创造性思维提供充满刺激性的环境，而过滤泡或者说茧房内部的信息则会缺乏刺激。
最后，过滤泡鼓励一种更为被动的获取信息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当你的门阶前严重拥堵时，你就没有理由出门旅行了。
最后，
过滤泡鼓励一种更为被动的获取信息的方法
。也就是说，如果当你的门阶前严重拥堵时，你就没有理由出门旅行了。
以上是伊莱·帕里泽所认为的过滤泡对创造性思维的三个负面影响，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信息和反面意见的刺激，那么他的创意性思维的能力也会萎缩。
信息茧房是否真的存在？
尽管中国对于信息茧房讨论得非常多，但是学界很少关注关于信息茧房的反面证据。应该说，这个现象并不是绝对的，信息茧房它毕竟只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一个理论，至少现有的许多研究并没有确定无疑地证明这个现象一定存在。
比如大部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研究都只考察了单一平台的影响，比如在微博或者微信上，他们的确发现个人接触的信息正在变得越来越单一，或者通过网站链接的政治立场与原网站立场存在着相似性，以此来证明信息茧房的存在。
但是这里面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个人的信息接触可能是跨平台的，完全可以通过前面所说的“外部的多元性”，通过接触不同的平台上的不同信息，来实现信息的多元化。
虽然我们也说，外部多元性对个人的要求很高，但同时也有研究发现，这取决于个人兴趣。如果一个人对政治非常感兴趣，那么该人就会更倾向于接触多元信息，也会经常看看不同的意见，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政治兴趣比较低，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力去看不同意见。
同时阶层也会影响信息茧房的出现。当代的精英教育有一个倾向，就是追求杂食化。也就是说，精英不再只是消费高级文化，听古典音乐、爵士音乐，还会去消费大众文化，听说唱、嘻哈，而且必须都很精通。
同时阶层也会影响信息茧房的出现。当代的精英教育有一个倾向，就是
追求杂食化
。也就是说，精英不再只是消费高级文化，听古典音乐、爵士音乐，还会去消费大众文化，听说唱、嘻哈，而且必须都很精通。
这使得精英能上能下，就像苏轼形容自己的那样，“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最后赢者通吃。我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人类学的书，叫《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可以看到这种教育理念是如何实施的。
Privilege: The Making of an Adolescent Elite at St. Paul's School，西莫斯·可汗 著，蔡寒韫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因此，如果考虑到高社会阶层的信息消费杂食化倾向和低社会阶层的信息消费的单一化倾向，那么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社会阶层较高的个人更有可能摆脱信息茧房的束缚，反之，低阶层的用户则可能受困于信息茧房。当然，这里面又是一个阶层的问题。
另外，也有中国的研究者发现，不同互联网平台的特征差异，也会影响信息茧房的程度。像是微博、知乎等大众平台，就更容易接触到更多元的信息，信息茧房和极化不太明显，而微信等个人化平台，则信息茧房和极化都会比较明显。当然，这是说的是相对而言，大众平台比个人化平台要多元些。还有调查发现，中国的手机用户和电脑用户相比，信息茧房的程度更严重。可能是因为手机的私人性会更强。
在最后我们补充说明这一点，也是想提醒大家，虽然存在个人的选择与算法的选择，但是信息茧房并不是一定会对所有人都有效果，人们也不是简单地回避所有自己不感兴趣的或者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信息。
所以信息茧房并不绝对，还需要更多的调查与研究。不过，如果考虑到中国今天互联网用户的80%都是大专以下的学历，信息茧房与极化现象在中国互联网比较显著便不足为奇。
对个人而言，如果希望尽可能避免信息茧房及其不良影响，那么首先当然是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多接触多元信息。
对个人而言，
如果希望尽可能避免信息茧房及其不良影响，那么首先当然是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多接触多元信息。
就像韩炳哲说的，社交媒体的算法让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点赞的社会中，这会使我们越来越狭隘。我们要意识到，除了点赞外，痛苦也是把社会连接在一起的纽带。让我们痛苦的信息可能对我们来说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韩炳哲说的，
社交媒体的算法让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点赞的社会中，这会使我们越来越狭隘。我们要意识到，除了点赞外，痛苦也是把社会连接在一起的纽带。让我们痛苦的信息可能对我们来说反而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桑斯坦曾经谈到信息茧房的时候，也说他深受另一个城市规划领域的知名学者简·雅各布写的一本《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启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简·雅各布斯 著，金衡山 译，译林出版社
这本书认为，要为城市设计许多人们能够偶遇与交往的小路和公共空间，而不是把城市设计得只有混凝土大马路，导致居民老死不相往来。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雅各布的观点其实是提示我们，增加不期而遇的机会，也是一种从社会结构层面破除信息茧房的方法。这个可能也是传统的大众媒介的优势，因此如何把新旧媒介的优势融合在一起，将是未来媒介发展中应该考虑的因素。
随便说一句，桑斯坦对雅各布这位城市规划学者的借鉴也说明，如果不拓宽自己接触的信息的多样性，只看法律文献，不接触八竿子打不着的城市设计的书，估计他也不会有灵感提出信息茧房的概念。所以这个例子也给为什么要打破信息茧房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证据。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避免信息茧房，欢迎与大家分享。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