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如何走出鬼打墙式的无效交流？意义协调与共识管理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人生如戏，在人际传播中，最让人感到困难的还不是双方对于意义的理解，而是交流双方是不是在一个频道上进行交流，如果没有办法按照一个剧本进行表演，就会导致双方的交流进入僵局，进入一种鬼打墙式的谈话里。

有一部电影《杀戮》，就很好地展现了鬼打墙式的无效交流。这部电影是个冷门佳片，可能很多人没看过，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讲的就是每个做家长的都会经历的一个麻烦事，两个孩子在学校里发生冲突，孩子甲就操起棒子打了孩子乙，把乙的牙都打掉了两颗。

电影《杀戮》海报

当然，甲的父母就要登门向乙的父母赔礼道歉，商量如何解决问题。大家毕竟都是中产阶级文明人，很快就商量出一个赔偿方案，签字画押，事情看上去就顺利解决了。可事情却没有结束。随后当大家坐下来交流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原来双方拿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剧本。来道歉的家庭并不真的觉得是自己孩子的错。

不仅如此，按照关系契约，夫妻双方应该在一个阵营，一致对外，但是在交流过程中，因为价值观的分歧，甲乙父母的内部也发生了争执，结果变成了一场四人混战，非常具有讽刺性。

它提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之间的行为能否协调一致，而不能你往东我往西，你说鸡我说鸭，驴头不对马嘴。但是，如何才能够做到协调一致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一集要讲的人际传播中的意义协调管理，通过意义协调，我们来调整彼此的剧本。

个人意义与人际意义

意义协调管理简单来说，就是在对话中，我们通过我们发出和接收到的讯息，共同创造意义。在创造我们的社会世界的时候，我们运用多种规则建构并协调意义。和语言学中单纯讨论意义的理论不同，意义协调管理理论强调的是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意义。

因为人类生活在传播之中，传播是创造和做事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传播创造着共同的世界，通过传播来协调彼此的行为，进而形成社群，同时传播也是我们按照人生剧本，进行人生表演的重要前提。意义协调管理把人的行为看成表演，一个成功的演出，要各个演员配合，他们对剧本和情节的理解要一致，要听懂彼此的语言，要知道自己和他人的角色是什么，要能够预测对方的言行。

那在这个过程中，意义是怎么产生的呢？按社会建构主义的看法，意义是被建构出来的。前面我们讲过，通过与他人的传播，我们可以形成自我意识，同时还会创造和建构社会现实，并且形成意义。

听到这里，可能有的听众会说，那这是不是唯心主义，如果意义是被建构出来的，那是不是否定了存在的客观性？其实不是。建构主义并不否定存在的客观性。比如你手里这杯水，就是客观存在，并不是你主观上看不见它或者不承认它，它就不存在了。

因此，建构主义讨论的，是当客观存在与人的主观发生关系，当它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时，它必须先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我们才可能和它打上交道。

就像这杯水，尽管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来自哪里，能否饮用，是矿泉水还是自来水，是白开水还是生水，是圣水还是普通水，是无根水还是来自火星的水，是陌生人留在这里的水还是你的小孩给你倒的水，这些都得靠人们建构起来的意义，也正是这些意义，影响了这杯水的价值、影响了我们与这杯水的关系，以及我们要如何使用它。

总之，建构主义就认为，我们是通过交流，来共同建构起我们的社会现实的。那具体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现实，指的就是每个个体对意义和行动的理解，与他/她人际互动的符合程度。

换句话说，当两个人交谈时，每个人都有她/他从过去的社会现实中获得的交谈经验，人是带着这样的经验进入到交往里的。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验起点，所以不同的经验一相遇，就会让当下的交谈产生新的实在以及新的交谈经验。这样，两个人就共同创造了新的社会现实。

所以说，我们平日里的信息交流，其实就是一个突破个人意义，获得人际间意义的过程。

所谓的个人意义，指的是个人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从个人独特的经验出发获得的意义。个人意义一般来自人们过去与他人交往的经验。这样的个人意义一定存在，且无穷多，因为就算是两个人经历同样的事情，他们对这件事的解释也不会完全相同。

比如电影《杀戮》的例子里，一对家长去给另一对家长道歉，大家对孩子之间的冲突，就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这里面就存在不同的个人意义。

电影《杀戮》剧照

被打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受害者，是对方的孩子缺乏教养，甚至有可能是学校里霸凌别的孩子的那种小霸王。而打人的孩子的家长则会觉得小孩子之间，尤其是男孩之间，难免有暴力冲突，只要不严重，没必要小题大作，没准孩子根本没当回事。而且自己的孩子平时很平和，很可能是被打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惹急了才发生了冲突。

这是个人意义的分歧。那么人际意义就是在经过了协调之后，经由一些意义规则，让“个人用法”变为了“标准用法”。也就是说，只有当交流的双方同意彼此的解释时，才可以说他们获得了人际意义。

比如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道歉行为，它的实质就是双方要就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取得一个共识。真正的道歉，仅仅赔偿损失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知道错在哪里。如果对方没有原谅，认为你对错误的理由理解得不对，那道歉就没有达成。道歉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意义协调过程。

在电影《杀戮》里就显示出道歉的困境。虽然双方就赔偿很快就达成共识，打印了协议并且签了字。但是冲突却发生在接下来的意义协调中。在许多问题上，四个家长完全没法取得一致。

比如到底孩子之间的冲突是不是个事儿，到底谁应该为此负责，到底应该如何教育孩子看待暴力，暴力是不是人类生存的法则等等，他们完全无法达成共识，甚至最后连夫妻之间都无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因此，这里的意义协调就失败了。

还有，如果大家还记得1998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其中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道歉困境。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旧照

美国方面认为这是一场误炸，原因是他们使用了一张陈旧的地图，在那个地图上，中国大使馆的位置是个军事建筑。但中国公众并不这么理解，认为这是美方故意为之。所以美国这个说法显然没法与中国公众对这个事件的理解在意义上取得一致，他们不相信美国的情报部门如此无能。于是就爆发了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

后来克林顿总统迫于压力，向中国道歉，但是他的用词又引发争议，因为他用的是sorry。我们知道这个词既可以用于对自己的错误表示非正式的道歉，也可以用于对那些不是由自己造成的悲剧表示遗憾，比如说“sorry for you”就常常用来作为慰问。英语的apologize才是正式表示道歉的词。所以克林顿这个道歉不诚心，中国的民众并不接受这个道歉，这也是一次意义协调的失败。

到这里，我们可以来总结结下，在前面的这两个案例里，意义协调的失败，问题是出在了哪里？

这是因为在人际传播中，许多符号的意义是未被阐明的，这就使得某些特殊符号的意义的共享变得非常困难。比如《杀戮》里是对小孩之间暴力冲突的理解不同，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件里，是对道歉的理解不同。

这里面都涉及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人际传播中的元语言，它常常是隐含在交流中的。比如还是在《杀戮》电影中，受害者母亲在表达时，总是使用“应该”“必须”这样的用词，让人感觉高高在上，好像她站在了道德的至高点，这让对方家庭觉得很不舒服。

另外来道歉的父亲，也让所有人觉得不满，因为他一直打电话谈工作，对一切都表现得漠不关心，还有他缺乏道德底线的交流方式，最后连他自己的妻子都受不了了，把他的手机扔进了花瓶的水里。

后来影片的结局，就是他们这帮人的沟通，其实也变成了一个超越道歉的元传播，也就是把重点转向了对彼此表达方式背后的关系性信息，还有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讨论。这也就透露出来，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不仅希望对语言的意义达到共识，还希望对元语言，也就是对表达背后的关系性信息、对他人的态度、伦理等方面的意义，也达成一致。

当然，这样一来，凭着我们在上一章对传播观念的了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意义协调中会陷入到了一个怪圈里，意义协调需要我们寻求一致，但我们却永远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

那怎么办呢？人际传播里的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有提供一些比较基础的达成共识的办法，通过这些办法，我们也许可以尽可能让误解少一些，争取部分达成共识。

对意义协调的管理

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把意义分为了六个层次：内容、言语行为、关系、情节片段、生活剧本和文化模式。对于意义的协调，也在这六个层次同时展开。这六个层次，就意味着六个意义的维度。我们来一一介绍。

一是内容，所谓的内容，就是交流中的字面意思，这里特指脱离了语境的讯息。

一是

内容

，所谓的内容，就是交流中的字面意思，这里特指脱离了语境的讯息。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场景。一对夫妻准备吃饭了，丈夫看到桌上的饭菜，就问：“今天咱们还是吃外卖吗？”对于妻子而言，丈夫的这个询问的字面意思就是要问，桌上的饭菜的来源，是妻子做的，还是外卖。这就是意义协调管理的一个层次，也就是先要确认讯息里的字面意思。

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言语行为，就是通过说话来做事，比如我们的感谢、批评、承诺、威胁、侮辱、推断、猜测和恭维等行为都是通过说话来完成的。言语行为也可以被看作是元传播，它传播了说话者的意向，并指明一个特定的传播应该如何进行。

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言语行为

，就是通过说话来做事，比如我们的感谢、批评、承诺、威胁、侮辱、推断、猜测和恭维等行为都是通过说话来完成的。言语行为也可以被看作是元传播，它传播了说话者的意向，并指明一个特定的传播应该如何进行。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传播者共同创造了社会现实，所以言语行为是由参与传播的双方共同定义的，他们会根据二人关系的历史、非语言符号等共同的经验来理解言语行为。

比如前面这段话，如果丈夫是带着失望的语气，平时又对饭菜卫生要求比较高，这句话就可能理解为是丈夫在报怨妻子。但是如果夫妻之间工作非常忙，经常吃外卖，那这句话背后的言语行为就只是在做仪式性地确认了。所以听话要听语气，也联系上下文，辅助理解背后的意图。

第三个层次，情节，则进一步解释了言语行为的语境。情节是有确定的开端、发展和结局的传播惯例。情节显示了互动如何被组织成有意义的模式。

第三个层次，

情节

，则进一步解释了言语行为的语境。情节是有确定的开端、发展和结局的传播惯例。情节显示了互动如何被组织成有意义的模式。

比如还是刚才这段对话，如果妻子认为丈夫是在抱怨自己不做饭，就可能会反击说：“你要是嫌我点外卖，可以自己去做饭。”丈夫就可能继续说：“你不要这么敏感，每次总是曲解我的意思。”

我们看，双方显然把这段对话看成是一个家庭冲突的开端，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以一个吵架的情节来理解双方的内容及其言语行为。但是如果换个情节，是从幽默和开玩笑的情节来理解，也许这场家庭冲突，就是一个小小的打趣了。

情节之后，第四个层次则是关系。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按照关系来确定彼此行为的边界及规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契约，它能为彼此在交往中的态度和行为提供参照。此外，关系还暗示着未来，也就是双方对未来的互动充满什么期待。

情节之后，第四个层次则是

关系

。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按照关系来确定彼此行为的边界及规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契约，它能为彼此在交往中的态度和行为提供参照。此外，关系还暗示着未来，也就是双方对未来的互动充满什么期待。

还有关系水平，也意味着关系的边界，它会设定了交往的态度与行为的范围。比如，双方在交流的时候应该如何发言，或什么是避而不谈的禁忌。这些界线会帮助区分了“我们”和“他们”，或者遵守契约的人和不遵守契约的人。

我们还是以前面这对夫妻的对话为例，如果两人平时的行为契约是回避冲突，丈夫就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平等对待妻子，不应该过于挑剔，还可能会主动道歉。但是如果他对两人的关系缺乏期待，则可能继续争吵下去。

这同时还取决于这对夫妻平时是如何解决冲突，在他们的关系中，冲突处于什么地位，是经常争吵，很快和好，还是平时积累的不满突然爆发，产生了关系的裂痕。再比如，如果上面的对话换一个关系，不是发生在夫妻而是发生在普通男女同事之间，那么就不一定会有这么多要求和愤怒了。

情节之后，下一个层次，就是生活剧本，指的是一系列过去的和现在的情节片段，这和我们前面讲的个人意义有点类似。我们可以把生活剧本想象成与你的自我感觉相关联的事物。因为你就是你，你已经经历的生活剧本是与众不同的。

情节之后，下一个层次，就是

生活剧本

，指的是一系列过去的和现在的情节片段，这和我们前面讲的个人意义有点类似。我们可以把生活剧本想象成与你的自我感觉相关联的事物。因为你就是你，你已经经历的生活剧本是与众不同的。

生活剧本的重要性就在于，在生命历程中，你如何看待自己，会影响到你如何与他人沟通。

所以如果在上面这段对话中，丈夫从小娇生惯养，或者大男子主义，他就可能觉得自己这样要求妻子是天经地义。而如果妻子从小在一个男女平等的家庭成长，则可能认为丈夫的抱怨对自己太不公平。两人就会陷入到无尽的纷争之中。这就是提醒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拿着什么剧本，说话时也想想别人的生活剧本是啥。

那么最后一个层次，就是文化模式，或者叫“原型”，它可以被描述为我们“关于世界秩序以及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的一个整体图像”。意思是，人们总是会根据自己所在的文化的一般规则，来解释交流中的意义。我们上面提到的言语行为、情节片段和生活剧本，都是在文化层面中得到理解的。

那么最后一个层次，就是

文化模式

，或者叫“原型”，它可以被描述为我们“关于世界秩序以及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的一个整体图像”。意思是，人们总是会根据自己所在的文化的一般规则，来解释交流中的意义。我们上面提到的言语行为、情节片段和生活剧本，都是在文化层面中得到理解的。

比如在一个男权社会，家务就是妻子的职责，丈夫就可能觉得自己说的话就是天经地义，没有抱怨也没有挑剔，只是在进行正常地沟通。甚至在一个传统社会的文化看来，妻子点外卖这种行为可能还会被理解为是懒惰和乱花钱。但是如果在一个强调个人平等的社会，丈夫也有做家务的义务，这种抱怨可能就会被理解为话里有话，也就是丈夫后面的元传播是对妻子有所不满。

对于不同文化模式的理解，我们后面在跨文化传播里还会进一步讲到。这里就不展开了。

意义协调管理理论

好了，在上面提到的这六个意义层次中，后一个层次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前一个层次的意义。也就是说，前面的层次都包含在后面层次中。同时，这些意义的层次还并不是机械地按照从内容到言语行为、情节、关系、剧本、文化模式这样由低级向高级的单向发展，而是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对意义进行解释。所以这些意义层次可以被单独看成一些分析意义的切入视角。

删掉又下载回来的“怪圈”

另外，值得一提是这里面有一种叫做怪圈的现象，指的是某些情节片段与意义等级中较高的部分发生了矛盾，这种情况就叫作怪圈。

怪圈通常与自我传播是一致的，用学术的话来说，就是个体会围绕他们的自我毁灭行为进行一种内部对话，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鬼打墙。指的就是人们以相反的模式之间循环的某种“停滞体验”。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我们经常会沉溺于刷短视频，浪费大量时间，尤其是浪费自己的休息时间。于是我们痛下决心，想戒掉它，就卸载了短视频的APP。停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感觉到自己能够控制住自己，不会再无节制地刷短视频了，于是就又把短视频APP下载回来，发现很快又沦陷了，再次沉溺其中。

这就是一种怪圈，我们以控制自己刷短视频的行为作为开始，结果又回到了原样。在这里，我们所遵守的文化模式就是：对人们而言，控制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自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生活剧本和情节本应该与文化模式一致。

但是，这里的生活剧本和情节却和文化模式产生了分歧。其中，生活剧本是我沉溺于看短视频，情节片断是我无法控制地刷短视频，于是我试图改变情节，卸载APP，以建立我可以控制自己刷短视频的情节。

但这个情节与原来的沉溺于看短视频的生活剧本相矛盾，而生活剧本要高于情节，于是遵循生活剧本，我又下载回短视频APP，继续沉溺于看短视频，这就是原本的生活剧本。而生活剧本和情节、文化模式都是矛盾的。那以此类推，不断循环，如果不改掉其中一环，这个怪圈就是个死循环，出不去。

协调不了，怎么办？

总之，意义的协调难点重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一般情况下，即便了解了意义协调的六个层次，我们也只能部分地达成一致的原因。

首先就是，意义协调需要每个个体都考虑到更高的道德规则。比如刚才那对夫妻关于外卖是否令人满意的争论，背后就蕴含着男女是否平等的伦理原则。其中有任何一方考虑不到这点，都无法达成协调。

还有就是，协调还会受到个人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资源，指的是“人们用来使自己的世界充满意义的故事、形象、象征和制度”。

比如要接受男女平等，就要实际考虑到当事人的生活环境是否有这种文化氛围，他们平时看的影视作品是否包含这样的价值观。比如在韩国、印度和非洲的研究都发现，观看流行电视剧越多，观众就更容易地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所以在这些国家，电视剧就扮演着“资源”的作用。

在意义协调管理时，人们一般会使用两种规则：制度性规则和调节性规则。

制度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指的就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应该如何解释某个行为。

制度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

指的就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应该如何解释某个行为。

比如我们在不同的关系中，要学会使用不同的规则。前面我们讲过，同样一句关于是不是外卖的提问，在夫妻之间、同事之间、陌生人之间，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需要根据人的不同，依据不同的互动规则来解读意义。

制度性规则帮助们解释意义，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则是用来指导个体该如何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的目的，就在于引导交谈的发展方向。

制度性规则帮助们解释意义，

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

则是用来指导个体该如何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的目的，就在于引导交谈的发展方向。

例如刚才提到的那对夫妻之间如果陷入争吵，他们会如何通过传播来解决分歧，这就要依赖他们平时所建立的规则。比如谁先退让，谁先和解等等。

当然，如果双方在文化模式、剧本等方面存在基本冲突的话，就会容易陷入到无谓的重复模式。这是一种连续不断、重复发生的具有冲突性的情节片段。比如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只要一和他交流，最后总会说到一些根本性问题，每次都不欢而散。

就像有的子女与家长的交流，每次都会围绕着自由与约束、个人与集体模式之类的根本性问题展开，子女总是认为父母什么都管，父母却认为子女不尊重自己；子女总觉得父母在看社会问题时，总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而父母总是认为子女只注重个人利益。

无论碰到什么具体问题，双方一交流，最后总会陷入这种熟悉的情节与剧本。如果我们和一些“杠精”也就是喜欢抬杠的人交流，最后也常常是以这种无谓的重复告终。

但是好在，今天我们通过了解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搞明白了意义不协调的原因，那下次你在与人进行交流时，尤其是与自己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产生冲突时，就可以仔细地分析一下你们的意义分歧到底出现在哪里，是在意义的哪个层次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这样，就能突破就事论事的困境，找到问题的症结，避免无谓的争论。

好，那这一集就到这里。下一集，我们讲人际交往中如何通过传播消除不确定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