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是造谣者还是吹哨人？区分谣言、传言、误导信息与假新闻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这一集我们要来谈谈谣言、传言、虚假信息、误导信息、假新闻这几个平时常见的现象之间的区别。
为何要区分这些概念？
区分这些概念的重要性，相信不用再多提。这几年大家都亲身经历过了。
在整个新冠疫情期间，大家经常会发现自己会掉进谣言的陷阱，本来相信和转发的信息，后来却被证明是错的。因此很多人认为，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还伴随着“信疫”（infodemic），也就是说错误信息的病毒也在随着新冠同时扩散，大部分人也深受其害。
一般人会认为，谣言无疑是错误信息，我们现在也的确生活在谣言四起的时代，但谣言概念却存在被误用和滥用的现象，由此所导致的危害是，它加剧了公共话语的撕裂和混乱。
一般人会认为，谣言无疑是错误信息，我们现在也的确生活在谣言四起的时代，但
谣言概念却存在被误用和滥用的现象，由此所导致的危害是，它加剧了公共话语的撕裂和混乱。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2020年1月，湖北的医生李文亮在同学微信群中讨论武汉出现的病毒的事，后来被截屏转发到公共空间，就被判为谣言。李文亮等8名医生还因“发布不实言论”受到警方训诫，并被部分官方媒体定义为“传谣者”。但是后来的调查证明，李文亮医生除了个别用词不准确外，几乎是第一个向公众发布疫情的专业人士。
同样，在2020年，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社交媒体还曾经转发了双黄连口服液可以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的新闻，造成民众的连夜抢购。后来被证明这个信息完全缺乏科学依据。
真话可以被贴上谣言的标签，虚假信息却得到官方媒体的认可，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什么？应该如何区分信息的真假呢？这些问题，落实到学科研究里面，就是概念及边界之分，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区别谣言、传言、虚假信息、误导信息、假新闻这几个现象的原因。
传言不等于谣言
在传播学和社会学里，大家说到上述现象，一般用的概念比较简单，英文叫rumor。这个词，指的是信息来源不明的、广泛传播的讯息，它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假。所以rumor没有褒贬，是个中性词，就是客观地描述一个现象。
在传播学和社会学里，大家说到上述现象，一般用的概念比较简单，英文叫rumor。这个词，指的是信息来源不明的、广泛传播的讯息，它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假。所以
rumor没有褒贬，是个中性词，就是客观地描述一个现象。
而rumor所指代的现象，到了中文里却往往被称作是“谣言”。“谣言”在中文的语境里，是个贬义词，它指的是，信息有明确的信源，并且内容虚假，通常传播者有恶意。
而rumor所指代的现象，到了中文里却往往被称作是“谣言”。
“谣言”在中文的语境里，是个贬义词，它指的是，信息有明确的信源，并且内容虚假，通常传播者有恶意。
所以我一直主张，除了有恶意地制造出来、为了达到损害他人权益的信息，可以称之为“谣言”之外，由不明真相的民众传播的、即便是虚假的信息，最好用中性的“传言”来代替。传言是中性的，它可以用来对应英文rumor所指代的那些情况。
所以我一直主张，
除了有恶意地制造出来、为了达到损害他人权益的信息，可以称之为“谣言”之外，由不明真相的民众传播的、即便是虚假的信息，最好用中性的“传言”来代替。
传言是中性的，它可以用来对应英文rumor所指代的那些情况。
有人可能会说，这就是一个概念用法的不同，没有必要这么咬文嚼字。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对概念的辨析特别重要呢？在目前官方和媒体的使用中，谣言与中性的rumor或者传言常常不作区分。提到谣言，通常都是负面的，忽视了现实中还存在无法识别真伪的“传言”，在官方话语里，也没有专门的名词对后者命名。
有人可能会说，这就是一个概念用法的不同，没有必要这么咬文嚼字。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这对概念的辨析特别重要呢？
在目前官方和媒体的使用中，谣言与中性的rumor或者传言常常不作区分。
提到谣言，通常都是负面的，忽视了现实中还存在无法识别真伪的“传言”，在官方话语里，也没有专门的名词对后者命名。
然而，被判断为造谣者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有代价的。比如2013年9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就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可以入罪。
然而，被判断为造谣者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有代价的。比如2013年9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规定，“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就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
”，可以入罪。
当然，那些存在恶意动机的我们就不说了，如果是没有恶意动机的呢？其实传播者是无法控制转发和浏览次数的，那如果也达到这条规定里的数据，是不是也等同于犯罪？这条规定因为不区分行为动机，这其实就等于将传播传言视为潜在的犯罪行为。
因此，精确地辨析传言与谣言的不同，有利于我们将普通人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去罪化”。传播谣言的人有特别目的，但是普通人传播的传言，常常没有恶意或个人利益在其中。很多时候，人们相信自己传播的是正确信息，像父母长辈传播的那些伪科学的养生信息。
因此，
精确地辨析传言与谣言的不同，有利于我们将普通人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去罪化”。
传播谣言的人有特别目的，但是普通人传播的传言，常常没有恶意或个人利益在其中。很多时候，人们相信自己传播的是正确信息，像父母长辈传播的那些伪科学的养生信息。
如果要求每个人对自己传播的信息的正确性负责，要是错了就以传播谣言问罪，那这就对普通人要求太高了。“谣言止于智者”是个理想，因为我们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可以辨别听来的信息的真伪，哪怕是专家也做不到。事实总是复杂的事实，真相也是相对的、一直在发展中的真相。就连学术界不是也经常会发现经过权威专家审稿的论文数据也存在问题吗？
而且，如果把传言也叫做谣言，凡是传播不实传言的行为都要治罪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谁也不敢传播自己听到的信息了。这就阻碍了信息的正常流动。法律的初衷应该是为了惩治那些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恶意编造不实信息的人，而不是变成一个恶法，阻碍人们的正常交流。
而且，如
果把传言也叫做谣言，凡是传播不实传言的行为都要治罪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谁也不敢传播自己听到的信息了。这就阻碍了信息的正常流动。
法律的初衷应该是为了惩治那些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恶意编造不实信息的人，而不是变成一个恶法，阻碍人们的正常交流。
“传言”与“谣言”为什么会混淆？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回到概念上来辨析，看看在词义的发展上，传言是如何被混淆为谣言的。
如果追溯历史的话，中文的“谣言”起初也不是贬义词，它的含义走向负面，与政治权力斗争有关。
如果追溯历史的话，
中文的“谣言”起初也不是贬义词，它的含义走向负面，与政治权力斗争有关。
在先秦时代以前，“谣”和“歌”会放在一起使用，歌与谣都是没有明确的创作者的作品，这些是民间抒发情感、表达意见的一种途径。比如《诗经·国风》里就有很多普通民众表达意见的作品。《诗经·园有桃》篇就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诂训传》解释为：“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意思是“谣”是不带旋律的“徒歌”。由于没有旋律、乐器的束缚，表演也更简单，“谣”的表达更加自由，所以《尔雅·释乐·孙注》：“谣，声逍遥也。”所以上古的“谣”本义是中性的，统治者还可以借助它来“观风俗、知得失”。
在先秦时代以前，“谣”和“歌”会放在一起使用，歌与谣都是没有明确的创作者的作品，这些是民间抒发情感、表达意见的一种途径。比如《诗经·国风》里就有很多普通民众表达意见的作品。《诗经·园有桃》篇就说：“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毛诗诂训传》解释为：“
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
”意思是“谣”是不带旋律的“徒歌”。由于没有旋律、乐器的束缚，表演也更简单，“谣”的表达更加自由，所以《尔雅·释乐·孙注》：“
谣，声逍遥也。
”所以上古的“谣”本义是中性的，统治者还可以借助它来“
观风俗、知得失
”。
如果我们去看清朝人杜文澜编的《古谣谚》，里面收录了从上古至清末的许多“谣”，其中许多有极高的文学和民俗学价值，并没有现在“谣言”的意思。
这之后，到了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却开始将政治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这等于让民间具有了通过自然现象来议论和批评统治权力的可能，所以借着一些没有源头的歌谣，民间甚至有了预言政治的权利。
魏晋时期还出现“荧惑说”。所谓“荧惑星”就是火星。《晋书·天文志》就记载，火星如果变暗或者不在其位，就很可能是降到凡间为人了。会变成儿童，歌谣嬉戏，并且预言吉凶，昭告大众。
这样一来，部分具有预言性质的童谣和谶语却成为政治批判、政治预言甚至政治动员的力量，威胁到了统治者权力，于是，官方对这类民间表达的容忍程度下降，开始对其进行查处。
这样一来，
部分具有预言性质的童谣和谶语却成为政治批判、政治预言甚至政治动员的力量，威胁到了统治者权力，于是，官方对这类民间表达的容忍程度下降，开始对其进行查处。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这种对可能制造“舆论”、影响政权稳定的“谣”加以否定的官方视角，开始也影响了“谣”的意义，慢慢地，“谣”从中性概念变成负面概念。
所以，“谣言”概念的变迁里，其实折射出了中国文化中统治者内部、官方与民间话语权的冲突与争夺。这一对立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已经和“谣言”概念不可分割，改变这种话语结构与集体记忆无疑十分困难。
要摆脱这种思维定势，表达现代民主社会里完全不同的“广泛传播的非官方认可的、来历不明的讯息”的意思，最好是另起炉灶，通过“传言”之类不负载太多传统意义的新概念来重新建构言说对象，以区别有恶意的谣言。
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用“传言”来替代我们一般所说的“谣言”中不具有主观恶意的信息。这是谣言与传言的区别。
“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在冷战中诞生
另外，还有一个和中文语境中谣言有些接近的概念，叫误导信息，对应英文中的disinformation一词，disinformation取自两个法语词根，dés（移除或删除）和information（知识）。
另外，还有一个和中文语境中谣言有些接近的概念，叫
误导信息
，对应英文中的
disinformation
一词，disinformation取自两个法语词根，dés（移除或删除）和information（知识）。
有研究者认为，是斯大林创造了这个词，词根取自法语，希望以此误导人们相信这一信息战策略产生于西方国家。若真如此，误导信息策略在命名上的有意设计，恰恰是这个词内涵的最佳注脚。
因为这种信息的经典操作，就是自己制造一个假信息，然后想办法让第三方（比如另一个国家的媒体）发布，自己再从第三方处转载这个信息，把它当成是一个客观事实加以传播。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信息的真实发出者和目的。
这个词过去主要是冷战时期的情报部门使用。1923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23年11月改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副局长的温什利希特（Unshlikht）提议建立一个“特殊的误导信息部门，从事积极情报行动”，这是现有资料中，误导信息一词首次被用于描述情报策略。
这个词过去主要是冷战时期的情报部门使用。
1923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23年11月改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副局长的温什利希特（Unshlikht）提议建立一个“
特殊的误导信息部门，从事积极情报行动
”，这是现有资料中，误导信息一词首次被用于描述情报策略。
1947年，苏联信息委员会（KI）成立了专门的误导信息部门“第5局”。1959年，克格勃，也就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正式成立了误导信息局（disinformation directorate，简称D局）。D局有40至50名工作人员，负责筹划克格勃海外情报站的误导信息活动。
这是误导信息的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另一面，为了与苏联对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会布局误导信息。成立于1953年的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t，USIA）就利用其广播业务（例如美国之音）承担了主要的宣传与误导信息职能。
简单来说，冷战时期的误导信息主要有以下特征。
简单来说，
冷战时期的误导信息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这种行为通常是国家层面的系统的、组织化行为。
第二是信息的真实性比较低，不过误导信息为了提高可信度，有时候也虚虚实实，真假混杂。
第三是具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以误导为目的。
第四是隐藏真实信源。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是80年代的“传染行动”（Operation INFEKTION）。1986年，一份名为《艾滋——其性质与源头》的47页论文报告在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散播，为艾滋病源于美国实验室的阴谋论提供了几乎可以说是乱真的细节，这引来80多个国家的媒体报道，其中不乏非亲苏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时间，舆论都在指责美国在做活体实验、目的是种族灭绝。
当时，大家都以为报告来源是三名法国医生。但直到1992年3月12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才公开承认上述阴谋论实为克格勃与斯塔西联手炮制，作者并非法国医生，而是隶属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
传染行动的宣传，图源：ndu.edu
第五是通过媒体机构、双面间谍、影响代理、掩护机构等多种渠道传播。
第六是目标对象可以是外国，也可以是本国，可以是普通民众，也可以是情报机构和决策阶层。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作为国家间政治军事情报策略的误导信息行动才淡出公众注意，“误导信息”逐渐转变为批判性概念，用于描述国家内部的政府宣传或商业宣传。
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
今天，制造和传播误导信息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还有各类经济和政治组织及个人也在积极发布误导信息。而且，相较于冷战时期，技术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为误导信息的制造、发布和传播提供了便利。
比如，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塞浦路斯科技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几名学者发现，与俄罗斯网络研究机构有关联的水军账号一直活跃于推特，1000个受俄罗斯政府资助的账号短时间内发布了27000误导信息，内容在推特点赞、转发、评论、话题等机制的作用之下触达了大量普通用户。
当然，在此过程中，制度和文化因素也可能助推误导信息的传播。而在美国，由于24小时新闻频道和新媒体的影响，发稿量增加，不再执着于报纸时代对单个信息的核实，而是用先报道，再不断纠错、不断迭代的方式替代了核实，这导致事实问责（factual accountability）文化衰落。
当然，在此过程中，
制度和文化因素也可能助推误导信息的传播。
而在美国，由于24小时新闻频道和新媒体的影响，发稿量增加，不再执着于报纸时代对单个信息的核实，而是用先报道，再不断纠错、不断迭代的方式替代了核实，这导致事实问责（factual accountability）文化衰落。
衰落的结果，是让政客有机会越过媒体的守门人功能，直接面向公众散播误导信息。康奈尔大学2020年9月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前总统Donald Trump是2020年美国新冠爆发初期（1.1-5.26）最大的错误信息传播者，他贡献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所有错误信息中的37.9%。
《纽约时报》标题为，“研究发现，冠状病毒错误信息的“最大驱动因素”：特朗普，图源：nytimes.com
其次，相对冷战时期，社交媒体上的误导信息更加真假掺杂。重点在于不准确性或者说引导性，而不在于完全虚假。新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时常与真实文件或新闻报道混杂以增强其可信度，或者对全然准确的事实做偏见性解读。
其次，相对冷战时期，社交媒体上的误导信息更加真假掺杂。
重点在于不准确性或者说引导性，而不在于完全虚假。新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时常与真实文件或新闻报道混杂以增强其可信度，或者对全然准确的事实做偏见性解读。
例如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48小时，揭露候选人马克龙拥有离岸财产账户的#Macronleaks话题就引爆了社交媒体。这条误导信息实际是在美国另类右翼网站4chan上产生与扩散的，带有很强的立场倾向，是由主导者窃取了马克龙的电子邮箱内容后插入虚假文件伪造而成。
而且，今天的网络误导信息除了像冷战时代那样出于政治目的，也兼具经济目的，也就是“以接收者的利益为代价系统性地帮助信源获利”。牟利型误导信息网站就是依靠捏造吸人眼球的误导信息来获取点击量，套取经济利益。
而且，今天的网络误导信息除了像冷战时代那样出于政治目的，也兼具经济目的，也就是“
以接收者的利益为代价系统性地帮助信源获利
”。牟利型误导信息网站就是依靠捏造吸人眼球的误导信息来获取点击量，套取经济利益。
例如，一群北马其顿少年，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运营了百余个支持Trump的网站散播误导信息。他们对美国政治兴趣全无，只是利用这些钓鱼网站（clickbaits）将Trump粉丝的狂热转化为购买球鞋和名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也有很多各种打着爱国主义和养生健康旗号的自媒体，也是为了点击量和销售产品，大量地制造、生产和传播着误导信息。
另外一个新情况是，今天的误导信息甚至都不必隐藏自己。在冷战时代，信源的暴露非常危险，同时，那是一个集中的大众媒体时代，信源的既有立场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大家对于误导信息的信任度。
另外一个新情况是，今天的误导信息甚至都不必隐藏自己。
在冷战时代，信源的暴露非常危险，同时，那是一个集中的大众媒体时代，信源的既有立场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大家对于误导信息的信任度。
如今，在信息全民产制的时代，加上社交网络上的转发链条增加，真相变得无法越辩越明，信源难以追溯，因此误导信息主导者也无需藏身幕后，赤裸相见的误导信息也不缺乏信众，漏洞百出的谎言反而激起支持者的热忱。
像是2020年美国大选前夕，就有一份关于民主党候选人Joe Biden次子Hunter Biden的调查文件流出，文件称候选人与中国有利益联系。后来误导信息研究人员分析后发现，作者瑞士安全分析师Martin Aspen其实是一个被杜撰出来的人物，照片也由人工智能合成。这份虚假报告目的，只是为了影响正处于焦灼状态的选情。
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关于Martin Aspen的报道，图片由AI合成
此外，社交媒体时代和冷战时代的误导信息还有一点不同是，今天误导信息的目标受众者不限于人，一些误导信息甚至是针对机器算法。由于社交媒体缺乏传统把关机制，仅凭点击数据来判断信息的重要性，所以机器账号的协同活动能够放大错误信息，增加其登上热门话题的可能性，降低用户阅读到正规新闻的可能性。
此外，社交媒体时代和冷战时代的误导信息还有一点不同是，
今天误导信息的目标受众者不限于人，一些误导信息甚至是针对机器算法。
由于社交媒体缺乏传统把关机制，仅凭点击数据来判断信息的重要性，所以机器账号的协同活动能够放大错误信息，增加其登上热门话题的可能性，降低用户阅读到正规新闻的可能性。
此外，部分传统媒体迫于数字时代24/7全天候发稿的压力，还会以自动抓取的方式搜集网络信息，这样也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绑架，也就是说，媒体会反过来被后者设置议程。《纽约时报》就曾因此卷入到右翼媒体的克林顿基金会的丑闻信息战之中。大家看兴趣可以去搜关键词了解下。
误导信息的后果：真相与政治虚构的边界变得模糊
可见，在以技术为主导因素的影响下，社交媒体上误导信息泛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这使得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都面临着媒体的公信力被质疑的困境。
可见，在以技术为主导因素的影响下，社交媒体上误导信息泛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这使得
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都面临着媒体的公信力被质疑的困境。
在西方，误导信息彻底融入了国家政治。例如在美国，策略性部署的误导信息部分形塑了美国公众在多个重要政治议题上的态度，已经成为两党互相攻讦的政治手段。而社交媒体恰能精准投放，放大政治欺骗的效果。
在西方，误导信息彻底融入了国家政治。
例如在美国，策略性部署的误导信息部分形塑了美国公众在多个重要政治议题上的态度，已经成为两党互相攻讦的政治手段。而社交媒体恰能精准投放，放大政治欺骗的效果。
在中国，大量误导性信息或谣言的泛滥，和专业的市场及都市媒体的退场，也有必然关系。这部分媒体对新闻事件和公众的意见反应比较迅速，能够提供比较专业的深度报道和分析，再加上数量众多，彼此之间能够相互补充。
在中国，大量误导性信息或谣言的泛滥，和专业的市场及都市媒体的退场，也有必然关系。
这部分媒体对新闻事件和公众的意见反应比较迅速，能够提供比较专业的深度报道和分析，再加上数量众多，彼此之间能够相互补充。
但是，随着媒体管理政策的调整和新媒体的冲击，这些专业市场媒体衰落后，在国家主流媒体的宣传与无序的市场类自媒体的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主流媒体执行宣传任务，对新闻的投入不足，而市场类自媒体又缺乏专业性，最后大量公众需要知晓的问题缺乏权威的信息，导致很多别有用心的误导性信息趁虚而入。
但是，随着媒体管理政策的调整和新媒体的冲击，这些专业市场媒体衰落后，在国家主流媒体的宣传与无序的市场类自媒体的中间，就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
主流媒体执行宣传任务，对新闻的投入不足，而市场类自媒体又缺乏专业性，最后大量公众需要知晓的问题缺乏权威的信息，导致很多别有用心的误导性信息趁虚而入。
社交平台在这里面充当着最主要的角色，提供了传统新闻业的替代性的传播空间，向大量受众传递令人迷惑的讯息，讽刺的是，这些讯息还会回流到主流媒体，于是就出现了重复误导信息-放大-回响的恶性循环。
更令人悲观的是，仅凭事实核查与提倡教育、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等手段，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公众在信息核实的模式上无力达成共识，甚至为了维护自我身份认同与政治活动，还会造成一种主动获取误导信息的行为。外人眼中的错误信息，反而可以回应个别群体“更深层的情感真实”，这就是“后真相时代”的特点。
这一切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真相与政治虚构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虚假信息”与“假新闻”
到这里，我们就说完了传言、谣言以及误导信息，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另一个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虚假信息，英语是misinformation，2018年，（虚假信息）这个词还被词典网站Dictionary.com评选为他们的年度词汇。
到这里，我们就说完了传言、谣言以及误导信息，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另一个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
虚假信息
，英语是
misinformation
，2018年，（虚假信息）这个词还被词典网站Dictionary.com评选为他们的年度词汇。
虚假信息，顾名思义，主要指信息的性质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有三层意思：
虚假信息，顾名思义，主要指信息的性质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有三层意思：
在数据层面，虚假意味着信号在传递/接收过程中出现了错误，这是一种技术错误；
在
数据
层面，虚假意味着信号在传递/接收过程中出现了错误，这是一种
技术错误
；
在意义层面，虚假意味着符号导向了错误的认知对象，这是语义错误；
意义
层面，虚假意味着符号导向了错误的认知对象，这是
语义错误
在决策层面，它则意味着信息和行动之间建立了错误的联系，这叫社会错误。
决策
层面，它则意味着信息和行动之间建立了错误的联系，这叫
社会错误
。
通过这三层含义，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虚假信息与误导信息区分出来了，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意图性。从公众日常信息接触的角度看，虚假信息的外延比误导信息更大，二者均是不真实的，但是虚假信息基本不涉及传播者的主观意图，而误导信息有明确的恶意；但是虚假信息的外延又小于传言，因为前者是假，后者可真可假。
通过这三层含义，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虚假信息与误导信息区分出来了，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意图性。从公众日常信息接触的角度看，虚假信息的外延比误导信息更大，二者均是不真实的，但是
虚假信息基本不涉及传播者的主观意图，而误导信息有明确的恶意；但是虚假信息的外延又小于传言，因为前者是假，后者可真可假。
另外，从内涵上来看，虚假信息相交于传言，也更强调信息质量，但不像传言那样强调信息的流通性。但有个例外是，当中文的“谣言”概念不特别强调信源的恶意、仅强调信息失真时，也可以翻译成misinformation。
和虚假信息常常放在一起说的，还有一个因为特朗普而在2016年后成为热门概念的“假新闻”。在中国语境里，假新闻的含义比较广，只要是虚假的信息，似乎都可以叫假新闻。基本上等同于我们刚才说的虚假信息的概念。
和虚假信息常常放在一起说的，还有一个因为特朗普而在2016年后成为热门概念的“
假新闻
”。在中国语境里，假新闻的含义比较广，只要是虚假的信息，似乎都可以叫假新闻。基本上等同于我们刚才说的虚假信息的概念。
但是在英语语境里，假新闻被用来特指新闻机构发布的虚假信息。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社交媒体发布的错误信息。在西方，假新闻有两个不同的含义。
但是在英语语境里，假新闻被用来特指新闻机构发布的虚假信息。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社交媒体发布的错误信息。
在西方，假新闻有两个不同的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一种特殊的介于娱乐内容与新闻之间的体裁。比较有名的有乔恩·斯图尔特主持的娱乐中心频道的《每日秀》，这是一档1996年开播的深夜吐糟节目，节目中主持人会辛辣地讽刺和恶搞政治，它一度成为影响力非常大的节目，2015年斯图尔特退休后由特雷弗·诺亚主持。就是中国观众所说的崔娃，去年崔娃也离开了这个节目。
第一个含义是一种特殊的
介于娱乐内容与新闻之间的体裁
。比较有名的有乔恩·斯图尔特主持的娱乐中心频道的《每日秀》，这是一档1996年开播的深夜吐糟节目，节目中主持人会辛辣地讽刺和恶搞政治，它一度成为影响力非常大的节目，2015年斯图尔特退休后由特雷弗·诺亚主持。就是中国观众所说的崔娃，去年崔娃也离开了这个节目。
崔娃主持的每日秀，图源：amazon.com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假新闻是洋葱新闻，是通过捕风捉影甚至编造段子来讽刺现实的。因为网站做得特别像权威媒体，中国的一些媒体经常把上面的娱乐信息当新闻转载，闹过不少笑话。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假新闻是
洋葱新闻
，是通过捕风捉影甚至编造段子来讽刺现实的。因为网站做得特别像权威媒体，中国的一些媒体经常把上面的娱乐信息当新闻转载，闹过不少笑话。
其实，这种假新闻会标明自己是虚假的，它们继承的是早期报纸的讽刺与揭露的传统。应该说表面不正经，嬉笑怒骂，但是骨子里还是对现实不满，追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的。
《洋葱新闻》封面（1995.12），图源：npr.org
还有一种假新闻则是政治人物用来攻击主流媒体的一种标签。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经常批评他，或者揭露他经常说谎，所以他干脆反咬一口，指责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报道错误信息，并且拒绝向他们发布信息。
还有一种假新闻则是
政治人物用来攻击主流媒体的一种标签
。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经常批评他，或者揭露他经常说谎，所以他干脆反咬一口，指责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报道错误信息，并且拒绝向他们发布信息。
截至到2021年1月8日推特封禁特朗普个人账号为止，假新闻（“fake news”）在他的其推文中总共出现了979次，而出现频率其次的，是“媒体”（359次）“CNN”（128次）和“NBC”（32次），也就是说，他指控的对象并非特定新闻报道，而是新闻机构。
特朗普在推特指责《纽约时报》发布“假新闻”，图源：pressfreedomtracker.us
这种现象也比较典型，现在的假新闻标签具有强烈的党派特征。在美国，共和党及其支持者相较于民主党更爱用假新闻标签，他们认为像《纽约时报》、CNN等媒体具有自由偏向，对保守派不公平。
著名民调公司盖洛普与骑士基金会曾经的一项联合调查就发现，每10名共和党人中就有4名认为，即便新闻报道的内容准确，只要负面地描绘了某政客或政治团体，就属于假新闻。
这样的影响在于，它们将对于媒体的批评演化为对新闻机构的污名化、对第四阶级或者说新闻记者合法性的攻击。这种畸形的媒体批判还成为了民粹主义者话语库的工具，比如特朗普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的方式大多就是以粗暴且情绪化的表达去迎合大众对媒体及媒体精英的敌意，讽刺的是，这样的做法收效明显。皮尤研究中心2019的民意调查显示，对特朗普的支持与对媒介的不信任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
这是与假新闻相关的内容。到这里，我们就区分完了五个常用的、容易混淆的概念，也就是传言与谣言、误导性信息与虚假信息，以及最后的假新闻。
目前为止，尽管西方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已经对这些概念有了较多研究，发展起了比较精细的概念认识体系，但是相比之下，在中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治、法律界、大众媒体，仍然在使用单一的“谣言”概念指称社交媒体时代的这些复杂的信息传播现象。除了本土的研究外，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术翻译著作也依然沿用贬义的“谣言”来翻译中性的rumor。
导致这样的原因，我们前面也说了，这是因为，作为非官方的民间流传的信息，谣言危胁了政治稳定。它的流行，背后有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与政治背景。
但是随着社交媒体时代公众的表达越来越自由和多样化，这种简单的官方与非官方的二元对立就变得不合时宜。目前官方想大力整治的那些有政治后果的“谣言”，其实更接近于“误导信息”的概念，同时也具有“虚假信息”的某些特征，如果不明确概念，就会导致许多缺乏政治后果的传言，也被纳入到整治范围内。总而言之，中国的谣言这个概念，外延和内涵都不够清晰、且弹性非常大。
但是随着社交媒体时代公众的表达越来越自由和多样化，这种简单的官方与非官方的二元对立就变得不合时宜。
目前官方想大力整治的那些有政治后果的“谣言”，其实更接近于“误导信息”的概念，同时也具有“虚假信息”的某些特征，如果不明确概念，就会导致许多缺乏政治后果的传言，也被纳入到整治范围内。
总而言之，中国的谣言这个概念，外延和内涵都不够清晰、且弹性非常大。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时代和技术条件下重构“谣言”概念，引入更精细的分类原则，与全球的概念体系和法律、政治制度对接。
好，这是这一集的内容，今天我们谈了谣言、传言、误导性信息、虚假信息及假新闻这几种不同的现象，以后碰到类似情况，大家可以区别对待。下次我们会谈一谈人们为什么会相信传言。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