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为什么平台爱推会员、政客爱表演？从音乐的流行看媒介化理论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2021年底，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公布了年度十大热歌和十大金曲榜，结果引发了音乐界的批评狂潮。
2021 TMEA腾讯音乐 十大热歌榜
人们发现这些歌大都是短视频平台背景歌曲，不少人认为这些歌“难听”，太像口水歌，同时一些旋律还似曾相识，因此有专业人士说“华语乐坛完蛋了”。
当然，后来主办方解释说，这只是公布的十几个榜单中的两个，并不具有代表性。
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现在大家能想起的知名歌手和经典流行歌，好像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多年前。好像现在的音乐确实不如从前了。
真的是这样吗？抛开艺术的和社会的原因，我们不妨看一下媒介的原因，或者说音乐的媒介化问题。
音乐的流行与媒介的关系
其实音乐的传播与播放是非常依赖媒介的。为什么我们会对十几、二十多年前的音乐记忆深刻呢？
因为那个时代是大众媒体占主导的时代，能够出唱片的歌手非常少，如果有一两首歌很红，恨不得所有电台和电视台都会播放。
80年代华语乐坛记忆
而且二十多年前音乐传播的主要渠道不是网络，而是价格不斐的磁带和CD，因此消费者会反复收听，甚至还会相互传听和复制扩散。
磁带
而今天的音乐主要是通过各大音乐平台收听，平台收取会员费，所以对于平台来说，整体流量要比单一产品的流行度更重要。并且流量过于集中未必是好事，反而会让一些个人和公司拥有更高的议价权，增加平台的风险。
同时由于去中心化和权力的分散，涌现出大量的歌手与作品，所以平台并不需要重点培养少数歌手，只要持续出现能带来流量的歌曲即可。这就出现了大量歌红人不红的歌手。
而且，现在一首歌要流行起来，主要依靠的是短视频平台。由于短视频平台占用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使抖音神曲或者短视频背景音乐拥有很高的曝光度，短视频平台成为了新的大众媒介。
但是短视频长度有限，甚至有的歌不需要收听整首歌，只要有朗朗上口的副歌，就足以成为流行歌曲。
因此，歌曲只要适合这种节奏，能够唤起人们记忆中的旋律，符合收听预期，再配上大数据筛选出来的流行词汇作为关键词，就能够流行。
并且，这种模式还可以被流水线似地进行复制生产，这就导致了为什么许多专业人士认为水准较低的歌也能够成为流行金曲。
如果我们要把观察音乐与媒介之间关系视角从近三十年的再拉长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音乐创作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媒介的逻辑已经渗透到了音乐的创作与发行逻辑之中。
传统的音乐表演是现场的，早期的教堂音乐、宫廷音乐都是伴随性的而不是主角，而歌剧的出现使音乐借助叙事表演的媒介得以传播，以上这些音乐表演都要服从宗教、世俗权力和消费、叙事的逻辑。
女高音歌唱家 Maria Callas《铃之歌》
但是从留声机诞生以来，音乐录音技术深刻地影响了音乐的表演，比如音乐演唱会开始模仿录音专辑的形式。同时，今天的电视音乐节目不进行声音的修饰就不能播出，2012年王菲在龙年春晚演唱时跑调破音，让习惯了听录音制作后空灵声音的观众非常不习惯。
早期留声机
到了广播时代，广播的逻辑又嵌入到流行音乐的生产中，比如为了适合电台播放，流行音乐的长度变得越来越短，这就像今天的短视频技术决定了音乐的长度与节奏一样。
早期广播
电视普及之后，MV与音乐的融合，使得音乐演唱会现场越来越像电视演出。在演唱会中的大屏幕甚至成为标配，演唱会现场的观众既在看音乐表演现场，又在看电视转播，音乐与电视融为一体。
早期电视
所以不是网络让华语音乐完了，音乐的媒介化早在网络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看法的不同只不过反映了评论者喜欢哪个媒介的逻辑而已。
其实不只是音乐，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的逻辑在改变着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科学、健康、休闲娱乐等各个领域的传统与行为方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媒介化理论的原因。
什么是媒介化？关于这个概念，传播学界有很多不同意见，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三种视角。
第一个视角是将媒介化看成是媒介技术介入和改变了不同社会领域的过程与运作。这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被称之为“技术决定论”的那些理论，比如麦克卢汉、伊尼斯的理论。这些理论倾向于关注媒介的物质性。
第一个视角是将媒介化看成是媒介技术介入和改变了不同社会领域的过程与运作。
这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被称之为“技术决定论”的那些理论，比如麦克卢汉、伊尼斯的理论。这些理论倾向于关注媒介的物质性。
不过这种注重媒介物质性的角度并不是媒介化理论的主流，甚至可能是其他许多媒介化理论要反对的观点。主流的媒介化理论，更多的是试图调和我们前面说的媒介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这两个极端的看法。
第二个角度是把媒介看成是一种社会体制，探究在无处不在的媒介影响下，社会机制和文化进程的特点、功能和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媒介化理论，前面说的音乐的媒介化，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案例。
第二个角度是把媒介看成是一种社会体制，探究在无处不在的媒介影响下，社会机制和文化进程的特点、功能和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媒介化理论，前面说的音乐的媒介化，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案例。
媒介作为一种社会体制
这种从社会体制角度去看媒介化的观点，一方面，它们并不把媒介看成是完全独立的，而是认为媒介也在其他社会体制与文化领域中运行，受社会其他体制的制约与影响。另一方面，它们将媒介自身也看作是一个社会机制，并且影响着其他的社会进程。
媒介作为一个半自治的社会制度，主要出现在高度现代性的历史阶段，是在20世纪末期，现代、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加速中发展起来的，与这个阶段的政治、资本、文化与技术力量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与其他社会制度的运作交织在一起。
这个观点的代表是丹麦的学者，斯蒂格·夏瓦。
Stig Hjarvard
关于媒介这样的一个特点，美国学者阿什德和斯诺在1979年曾提出过一个非常相似的概念——媒介逻辑，意思是关注媒介如何界定、选择、组织及呈现其内容材料的方式，会影响其他社会体制的运行方式。
关于媒介这样的一个特点，美国学者阿什德和斯诺在1979年曾提出过一个非常相似的概念——
媒介逻辑，意思是关注媒介如何界定、选择、组织及呈现其内容材料的方式，会影响其他社会体制的运行方式。
比如政治和经济组织为了让自己得到媒介的报道，就要事先琢磨，媒介喜欢报道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然后按这个要求去策划和安排事件。
电视发明前，晚上的宴会本来是政治社交的主要形式。但是电视普及之后，政治领导人会晤一般都尽量安排在白天而不是晚上，这是为了能够给电视台足够时间剪辑、传输，这样才能赶上晚间黄金时间的新闻报道。
同时大家还经常可以看到政治家和企业家会有签约仪式、剪彩仪式，握手的时候还要面对媒体，保持静止几秒钟，这些都是为了便于媒体的报道。政治人物有时候会故意说一些过激的话或者动作，引起媒体关注。
媒体记录下的领导人会晤
大家看台湾议会里经常打架、骂人，做出怪异行为，这也都是为了配合媒体报道，有画面、动作才好报道新闻。有可能争斗的双方私下里关系还不错，只是表演给媒体看。
当然，媒体也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们也乐得有新闻可以报道，完成任务。同样的，公关公司为了增加媒体曝光量，就要经常策划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或者活动，甚至不惜制造点可控的丑闻。
台湾议会乱象
不过阿什德和斯诺所说的媒介逻辑，主要还是指美国新闻体制下的大众媒体的逻辑。细究起来，除了大众媒体外，还存在多种媒介技术，并且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这些媒介技术的运行逻辑也不一样。
比如今天短视频的媒介逻辑就和长视频的媒介逻辑不一样。
我曾看过一个B站比较成功的短视频UP主和贾樟柯交流制作方式，前者就说，我拍摄的时候就已经在构思标题和封面，就在考虑如何做才会刺激观众点开视频，这比内容更决定流量大小。而贾樟柯则说自己拍电影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表达自我，观众的反应和流量就居于次要位置了。
小策对谈贾樟柯
我们前面说过媒介即讯息的原理，在这样的生产逻辑下，电视台拍纪录片的优秀导演可能真不一定能比非专业的短视频拍摄者会吸引更多关注。
同样，在短视频平台或者自媒体平台上，专业的研究者也未必会比普通的科普视频创作者拥有更多的观看量。
直接媒介化与间接媒介化
夏瓦把媒介化的逻辑分成了两种，直接媒介化与间接媒介化。
所谓直接媒介化，就是媒介陆续将先前非媒介化的活动转换为了媒介化的形式。
这一点我们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过去支付用纸币、钞票，现在用手机扫码；过去开会和上课是面对面的活动，现在用在线会议软件，把开会和上课变成了一种媒介化活动；过去下棋是和人用棋盘下，现在改成用电脑或手机和人工智能软件下。
宗教也利用音像制品和新科技来进行传播，比如人们发明了诵佛机，代替本人念佛。
某品牌诵佛机
我还在庙里见过用扫码机代替功德箱，一扫码，捐款数量和姓名立即就能显示在屏幕上。同时它还可以把自己的心愿也打上去，将金钱和愿望发往云端就等于发给了神佛，这可能是最彻底的宗教的媒介化。
扫码式功德箱
而间接媒介化则指的是某个特定活动在其形式、内容、组织或语境方面越来越多地受到媒介符号或媒介机制的影响。
比如新闻报道越来越影响政治的运行，政治人物的很多言行只是为了在媒体上表演。前面阿什德和斯诺媒介逻辑下举的那些例子，就是一种间接媒介化的表现。
除了政治行为，我们的生活中同样也有间接媒介化的表现。
比如体育锻炼也会受到健身软件的影响，要计步、打卡、排名，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运动。
今天人们的医疗与养生深受媒体影响，身体不舒服了首先是去网上搜索症状，电视养生节目和社交媒体上传播的非正规知识让养生成为消费，甚至还酿成了魏则西那样的悲剧。
魏则西及其家人，当时就是因为在百度推荐的某医院接受了未经审批且效果未经确认的治疗方法，才耽误了治疗，无治去世。
教育产业也同样深受媒介化的影响。比如现在上课已经不是黑板加粉笔，而是要借助电脑播放PPT，同时像我的传播学理论MOOC和像咱们这个《生活在媒介中》的节目，也进入我的和其他传播理论老师的教学环节，形成所谓翻转课堂教学法，甚至还会让许多不是这个专业的同学，甚至非大学生也能够通过新媒介听到这个课程。
同时，社交媒介还影响着教学与学校管理，同学们会对老师和学校事务进行讨论和曝光，一有不满就到知乎上去吐糟，甚至形成了所谓“知乎治校”的新媒体逻辑，反过来影响高校的教学和管理。
儿童的游戏也在媒介化。以前的游戏都是实体，并且模拟现实，比如积木、比赛、过家家之类，但是现在的游戏越来越虚拟化，不是遥远的过去或未来，就是遥远的星系或超自然环境，要么就是些超能力的英雄。
而且游戏背后有许多故事设定，每个奥特曼或者芭比娃娃背后都有个故事，很多叙事本身就是一种玩具促销活动。
而且游戏背后有许多故事设定，每个奥特曼或者芭比娃娃背后都有个故事，
很多叙事本身就是一种玩具促销活动。
像变形金刚动画片和电影就是为了推销了孩之宝的玩具，迪斯尼的动画也总是和他的衍伸产品与主题乐园有密切关系，乐高会和星球大战、哈利·波特联名开发玩具，并且还会拍摄以乐高玩具为背景的影视剧。
媒介－广告－玩具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儿童早早地就成为了消费者，通过消费活动，如卡牌、不同的乐高产品来追求游戏的快乐。
乐高乐园
同时电子游戏、儿童手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更是将想象化、虚拟化和叙事化发挥到极致。这是不是一种游戏或者说快乐等于消费的观念的灌输？这种情况，使得“游戏或者快乐就等于消费”这样一种观念从小就被灌输给儿童，消费者从小开始培养。
而且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儿童拥有自己的房间，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虚拟游戏中，也越来越个体化，以至于他们可以通过媒介把自己与家庭外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逃避着家长的监管。我们前面讨论过电视所带来的“童年的消逝”的话题，现在则是一种包括电视在内的更复杂的媒介化与资本主导的消费文化一起，让儿童变得越来越成人化。
当然，我们前面举的例子都比较强调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但是媒介化理论同时认为，媒介在社会中只是一个半自治的领域，它本身要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与影响，这些所谓的媒介逻辑，其实背后也有政治、资本的力量在推动，像我们提到的游戏的媒介化、体育的媒介化、教育的媒介化，如果背后没有投资，媒介技术本身是无法做到的。
这就是一种将媒介看作社会体制，并且认为社会体制和媒介化相互影响的观点。
这种观点其实是媒介化理论的主流之一，这一点从媒介化的命名上也可以看出来。媒介化这个概念，北欧和德国研究者更喜欢使用，英文是mediatization。但是英美的媒介研究领域经常使用另一个概念，中介化，mediation。
其实从词根上看，这两者没有什么明显不同。但倾向社会体制角度的媒介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中介化，mediation，描述的只是特定社会语境下某种媒介传播的具体行为，而媒介化关注的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即不断增长的媒介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及文化机制与互动模式的改变。当然，如果不是专业研究者，对这种区分大可不必在意。
媒介塑造现实也许是一种现实
关于媒介化理论，还存在第三种视角，那就是把媒介看成是社会建构的元过程，或者说根本性过程。相较于夏瓦等人的观点，持这种倾向的研究者会把媒介的作用看得比社会建构更重要一些，而弱化媒介与社会体制的互相作用。
这个传统是由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首先开创的。
《现实的社会建构》
在这本现象学-社会学书里，他们考察了人们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进行知识建构的，比如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目前的道德准则，为什么会建立现在的亲属制度，要有法律、民族、国家等等观念。
他们认为，这些知识都不是客观的，而是通过从个人到集体的协商，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的传递逐渐建立起来的。
比如中国文化中比较独特的孝亲观念，就是通过社会建构形成的。
动物界是优胜劣汰的，老弱病残就会被抛弃。但是人类中的老年人为了生存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提倡这种观念，这也得到有长远眼光的青壮年的支持，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也会衰老。于是这种观念就从少数人传播开来，代代相传，并且可能某些遵守这些观念的氏族更处于优势。
统治者也发现，当把国家或者统治者比作父母时，“孝”的这种观念有助于建立个人对国家权力的服从。于是就有一些理论家将这种观念加以论证，进行正当化。小朋友要从小学习，将这种观念内化，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天理，甚至从动物界的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中也要看到这种秩序。
当遇到反抗和抵制的时候，还要不断强化，把这种观念上升到国家意志。像孔融（“孔融让梨”的那个孔融）公开反对孝道，提倡“父母无恩论”，这样的叛逆者就要被公开惩罚。
通过这样一些从个体经验到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这样一个“孝”的观念，或者说这种知识就被建构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凡是需要不断宣传教育的观念，一定是后天建构的。如果人类自然而然会有孝的观念，就用不着统治者、教育机构、家庭，各种社会体制，包括今天的新闻媒体反复强调了。
同样的，性别的秩序（像是提倡贞洁）、家庭的秩序（亲属关系）、社会的秩序（道德、民族观念）、国家的秩序（法律）等，这些领域的常识都是日常生活中被建构起来的知识。
在彼得·伯格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英国的库尔德利等人从这一传统出发，进一步认为媒介的逻辑是超越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学术等领域的超级逻辑，它可以影响上述这些场域中的结构、游戏规则、行为惯习、资本的价值及其分配。
库尔德利还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概念，把媒介称之为元资本，这个“元”就是超越的意思。这样一来，媒介化就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
库尔德利还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概念，把媒介称之为元资本，这个“元”就是超越的意思。这样一来，
媒介化就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
在库尔德利和赫普合作的在《现实的媒介化建构》一书中，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深度媒介化”的概念。他们认为伯格和卢克曼在他们的社会建构理论中，忽略了媒介在日常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今天没有哪个社会过程和个人行为是可以脱离媒介而存在的，日常知识建构也不例外。
那媒介是如何对知识进行建构的呢？
库尔德利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段论：
首先，社会是媒介化的，即社会是通过媒介化的过程和媒体这种传播体制来建构的；
其次，对于社群化的人类来说，现实是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来建构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媒介塑造了我们的现实，成为了我们常识性知识的主要来源。
所以在他们看来，“媒介建构现实”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前提，而是一种实践的结果。他们通过重新定义“社会”和“媒介”这两个概念，揭示出二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在这个观点下，社会既表示一种意义世界，也表示一种物质性的环境；而媒介在其中就起到关键作用，它既涉及意义制造的过程，又涉及技术和基础设施。
就拿我们手中的这个手机来说，你现在收听节目通过它，它就中介了你和知识的关系，听书和看书完全是两回事，同时你的新闻大部分也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社交媒体，这些新闻和传统媒体的专业新闻工作者所采编的新闻大不相同，导致我们对社会的想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还有，外卖、网购、直播、打车软件、电子支付等也改变了我们的消费实践与习惯，实体商场、书店正在衰落，所以媒介不仅在符号的再现方面中介了世界，而且也在物质层面改变了世界。
好，我们今天关于媒介化理论的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可以看到，媒介化理论的研究者，从夏瓦到库尔德利，其实一步一步将媒介化提高到了社会建构的基本过程的高度来认识，并对于媒介在我们今天社会中的基础作用加以肯定。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们所说的媒介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媒介决定论者所认为的，媒介是独立于社会之外或超越于社会之上的根本动力。
在媒介化理论看来，媒介本身也是这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既影响社会制度，又受到社会制度的反作用。
这是这一集的内容，下次我们会进一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再来探讨一下媒介的意义问题。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参考书目
1.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文化的控制范式》，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
3.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4.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Nick Couldry & Andreas Hepp.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Polity Press, 2017.
6.侯东阳、高佳：《媒介化理论及其研究路径、适用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