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 “我在XX很想你”和好莱坞电影有何共性？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同质化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我们可以看到双方不仅在战场上展开撕杀，而且在信息和国际传播领域也进行了激烈争夺。后者甚至席卷了整个全球的数字平台。

冲突刚爆发，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就纷纷封杀俄罗斯的官方信息账号。谷歌旗下视频分享网站优兔（Youtube）禁止“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的账号面向欧洲发布信息；微软也宣布不再展示这两家的产品和广告，并在其应用商店中下架“今日俄罗斯”相关应用程序；脸书也宣布了类似的措施；推特宣布将那些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来的消息的相关帖文打上特殊标签。

冲突刚爆发，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就纷纷封杀俄罗斯的官方信息账号。

谷歌旗下视频分享网站优兔（Youtube）禁止“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的账号面向欧洲发布信息；微软也宣布不再展示这两家的产品和广告，并在其应用商店中下架“今日俄罗斯”相关应用程序；脸书也宣布了类似的措施；推特宣布将那些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来的消息的相关帖文打上特殊标签。

同时在俄乌冲突爆发不久，马斯克就宣布“星链”卫星在乌克兰高调启用，并迅速介入到军事行动中，为乌克兰政府、国防和关键基础设施部门提供连接互联网的冗余网络支持，也就是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备用网络，同时“星链”也可以为无人机攻击提供目标指示。

俄罗斯无法使用现有的电子战手段压制“星链”，图源：公众号“凤凰鉴证组”

我们抛开战争本身不说，会突然发现，背后的这些互联网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同样的，美国政府对于芯片产品及技术的封锁、对于TikTok的审查与打压，也有着类似的逻辑。这不禁让人想起了60年前赫伯特·席勒所提出的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概念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

我们抛开战争本身不说，会突然发现，

背后的这些互联网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

同样的，美国政府对于芯片产品及技术的封锁、对于TikTok的审查与打压，也有着类似的逻辑。这不禁让人想起了60年前赫伯特·席勒所提出的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概念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

所谓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是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总统告别演讲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那些通过建构国内外军事危机、阻止民主变革而获利的军事－工业垄断企业，他们已经渗透到政府和国会的各个部门，这其中就包括军事力量对通信部门的控制。

所谓的

“军事－工业联合体”

，是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总统告别演讲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那些通过建构国内外军事危机、阻止民主变革而获利的军事－工业垄断企业，他们已经渗透到政府和国会的各个部门，这其中就包括军事力量对通信部门的控制。

艾森豪威尔对“军工复合体”表示忧虑，图源：new.qq.com

那什么是“文化帝国主义”呢？一般人提起文化帝国主义，总是想到好莱坞、美剧、流行音乐这些流行文化现象，但是很少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概念的深层内容。不过在当下，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也面临着很大挑战，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被批评，然而在俄乌冲突中我们看到，文化帝国主义其实并没有消失。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理解这个来自新马克思主义的、富有争议的概念？我们今天就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谈谈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得与失。

那什么是

“文化帝国主义”

呢？

一般人提起文化帝国主义，总是想到好莱坞、美剧、流行音乐这些流行文化现象，但是很少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概念的深层内容。

不过在当下，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也面临着很大挑战，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被批评，然而在俄乌冲突中我们看到，文化帝国主义其实并没有消失。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理解这个来自新马克思主义的、富有争议的概念？我们今天就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谈谈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得与失。

席勒批判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由来与发展

前面说到，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最有影响的提出者是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他之前也有学者用过类似的概念，但是席勒通过大量著作，让这个概念深入人心。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 赫伯特·席勒，图源：baike.baidu.com

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会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去批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呢？这要从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说起。

大家可能会奇怪，

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会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去批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呢？

这要从这个概念产生的背景说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就是1945年后，过去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帝国主义的传统统治方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时候他们就换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控制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打着援助的口号，推行新殖民主义。这一点大家可能在中学的教材里都学过，就是把这些新兴的国家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的倾销地。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借助当时的大众媒体，以信息自由流动的名义，推行文化的霸权。

这两种形式都比较隐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席勒敏锐地发现了第二个控制方式，也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以及电信、卫星等传播基础设施的扩张，在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上继续控制第三世界国家。

这两种形式都比较隐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席勒敏锐地发现了第二个控制方式，也就是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以及电信、卫星等传播基础设施的扩张，在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上继续控制第三世界国家。

席勒在1969年出版了非常著名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在其中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影响。但是在这本书里，他并没有明确地使用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只是提到了美利坚帝国，这一点被中国的许多研究者所误解，他们以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本书提出的。其实，他真正明确提出和定义这个概念，是在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统治》这本书中。

席勒在《传播与文化统治》中，从另一位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定义和理解文化帝国主义。沃勒斯坦的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按照劳动分工被分成了中心与边缘地带。这个体系只有一个单一的市场，规则与产品的特征都由中心市场和激进的边缘来定义。

席勒在《传播与文化统治》中，从另一位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提出的

“世界体系理论”

来定义和理解文化帝国主义。沃勒斯坦的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按照劳动分工被分成了中心与边缘地带。这个体系只有一个单一的市场，规则与产品的特征都由中心市场和激进的边缘来定义。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沃勒斯坦，图源：jiemian.com

所以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包括“将一个社会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以及社会统治阶层是如何被吸引、遭受压力、被强迫，有时甚至被收买，从而塑造符合、甚至促进位居体系支配中心的价值观与结构的社会制度”。这个定义比较长，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把这些边缘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

所以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包括“将一个社会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以及社会统治阶层是如何被吸引、遭受压力、被强迫，有时甚至被收买，从而塑造符合、甚至促进位居体系支配中心的价值观与结构的社会制度”。这个定义比较长，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

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把这些边缘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

因为文化帝国主义要借助大众媒介，所以它也经常被称之为媒介帝国主义、传播帝国主义。在当时，也就是60、70年代，广播、卫星、电信技术突破了国家边界的封锁，是二战后文化扩张的主要方式，所以也有的人直接把它称之为电子殖民主义。

席勒认为，二战后美国先是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军事－工业联合体，垄断了国内的电信和传媒产业，一方面实现其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用娱乐性的内容转移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注意力。同时，为了获取更大利益，这个军事－工业联合体还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的旗号，向全世界扩张，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目的。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主张“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打开通向发展中国家的大门。席勒认为这个主张貌似正义，但实际上不仅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市场，使其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媒介体系，同时还通过娱乐内容中的意识形态，摧毁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将其纳入到帝国主义的体系之中。

按照某些大家熟悉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席勒这样的言论破坏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可以称得上是“美奸”了。他的这些尖锐批评，一方面是受经典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世界主义，也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立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席勒的个人经历有关。

按照某些大家熟悉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席勒这样的言论破坏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可以称得上是“美奸”了。

他的这些尖锐批评，一方面是受经典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世界主义，也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立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席勒的个人经历有关。

席勒童年时期经历过1929－1933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中下层的艰苦生活让他对底层劳动者有强烈的共情，并培养了朴素的世俗正义观。大学经济学毕业后，他进入到美国政府的核心部门工作，曾在军工生产部的调查统计局和美国陆军部在欧洲战区的美国占领区军事政府办公室工作，中间还在北非的摩洛哥服了兵役。在从事这些工作后，他又返回校园攻读历史学博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他身边师友的排斥和打击，这些经历都让他看到了美国政府言行的分裂。

席勒童年时期经历过1929－1933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

中下层的艰苦生活让他对底层劳动者有强烈的共情，并培养了朴素的世俗正义观。

大学经济学毕业后，他进入到美国政府的核心部门工作，曾在军工生产部的调查统计局和美国陆军部在欧洲战区的美国占领区军事政府办公室工作，中间还在北非的摩洛哥服了兵役。在从事这些工作后，他又返回校园攻读历史学博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他身边师友的排斥和打击，这些经历都让他看到了美国政府言行的分裂。

1950年，麦卡锡在演讲中挥舞涉职案件清单，图源：公众号“玉渊潭天”

他所提出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是一个稳定性的官僚体制，虽然行动者会随时间变化，但是机构的作用与动机则大体保持不变。这个联合体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密不可分，也是其扩张全球影响的巨大帝国体系中的一个节点。

他所提出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是一个稳定性的官僚体制，虽然行动者会随时间变化，但是机构的作用与动机则大体保持不变。

这个联合体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密不可分，也是其扩张全球影响的巨大帝国体系中的一个节点。

这个联合体利用了当时新出现的有线电视、通讯卫星等新技术，向全球渗透。如果这种间接的方式不起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利用通讯卫星直接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行动，比如在越战中气象卫星用于轰炸机导航、广播用于对敌宣传。我们在开头的举的那些例子说明，席勒所说的技术在军事－工业联合体中的功能仍然没有改变，甚至还变得更加突出。

这个联合体利用了当时新出现的有线电视、通讯卫星等新技术，向全球渗透。如果这种间接的方式不起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利用通讯卫星直接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行动，比如在越战中气象卫星用于轰炸机导航、广播用于对敌宣传。

我们在开头的举的那些例子说明，席勒所说的技术在军事－工业联合体中的功能仍然没有改变，甚至还变得更加突出。

在1969年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席勒把这种势力的扩张看成是一种侵略，但是到了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统治》这本书中，他就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这种看法，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把这种扩张看成是将世界的其他部分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个过程。因此，要改变美国国内的现状，实现大众传播的民主重建，并不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从整体上着手。这也是席勒为什么要批判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原因。

在1969年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席勒把这种势力的扩张看成是一种侵略，但是到了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统治》这本书中，他就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这种看法，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把这种扩张看成是将世界的其他部分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一个过程。

因此，要改变美国国内的现状，实现大众传播的民主重建，并不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从整体上着手。这也是席勒为什么要批判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原因。

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席勒在新的绪言中，对他的理论又做了一些修正，更加弱化了国家，而突出了跨国公司的作用。也就是，文化帝国主义不再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带有浓厚美国风格的跨国公司成为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席勒在新的绪言中，对他的理论又做了一些修正，更加弱化了国家，而突出了跨国公司的作用。也就是，

文化帝国主义不再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带有浓厚美国风格的跨国公司成为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这也意味着他从批判美利坚帝国，转向了更一般的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他在后来的《思想管理者》一书中所说的个人主义神话、中立主义神话和媒体多元神话，奉行这些观念的人相信市场的力量，主张政府减少规制，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主张信息自由流动。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与两个批评

后来的英国学者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把席勒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或媒介帝国主义的表现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所生产的内容的扩散以及资本的积累问题，这是文化帝国主义最表面的现象，那就是来自文化中心的电影、音乐等娱乐性内容无处不在。另外就是语言的霸权，比如现在全球互联网的内容中，英语的内容大概占到60%左右，第二名的俄语不过才占到8%，中文只有可怜的1.3%。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新闻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英语写作的新闻，而中文新闻所占的比例和影响力是非常低的。

一是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所生产的内容的扩散以及资本的积累问题

，这是文化帝国主义最表面的现象，那就是来自文化中心的电影、音乐等娱乐性内容无处不在。另外就是语言的霸权，比如现在全球互联网的内容中，英语的内容大概占到60%左右，第二名的俄语不过才占到8%，中文只有可怜的1.3%。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新闻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英语写作的新闻，而中文新闻所占的比例和影响力是非常低的。

第二个表现就是这些占据主导的内容中包含的特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会影响其他文化的接受者的意义与文化系统，从而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这个问题，等会后面我们还会再继续讨论，这里先不展开。

第二个表现就是这些占据主导的内容中包含的特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会影响其他文化的接受者的意义与文化系统，从而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

这个问题，等会后面我们还会再继续讨论，这里先不展开。

第三个表现是由中心生产的信息主要满足这些中心的目标受众，因此对于边缘地区话题、群体和观念的呈现就会比较少，如果有，也会充满着中心地区的刻板印象。这一点也是目前国内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很多年前，有人提出美国的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对中国好的一面避而不谈，只关注阴暗面。

第三个表现是由中心生产的信息主要满足这些中心的目标受众，因此对于边缘地区话题、群体和观念的呈现就会比较少，如果有，也会充满着中心地区的刻板印象。

这一点也是目前国内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很多年前，有人提出美国的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对中国好的一面避而不谈，只关注阴暗面。

我们前面在讨论东方主义的话题时，也曾涉及到中心对边缘的表现总是带有成见，甚至有的形象还停留在一百年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背后有没有主观的故意，这值得讨论。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对象和市场并不是这些边缘的群体，这其实是媒介市场化形成的客观效果媒介市场化形成的客观效果。

第四个表现就更深层一些，就是这些媒介公司及其背后的资本，以及目前的信息科技公司，它们不仅生产占据全球市场的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着一套规则、体制、观念和话语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发展中国家也许在经济和政治上可以摆脱中心的影响，但是在文化和体制上，却难以摆脱其影响。比如说大家看这几年国产电影确实崛起了，但是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从形式、内容到生产方式，其实都是在模仿与学习美国，科幻、动画、魔幻、悬疑等这些类型片背后都可以看见美国大片的影子，甚至我们在评价时，也会说拍得有好莱坞水准了。

博伊德－巴雷特的这些总结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大众媒介时代的情况。那么，充满激进色彩的文化帝国主义或媒介帝国主义批判，和20世纪60、7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反主流文化和左翼文化同频共振，在提出之后呢，一时间广为传播，甚至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不结盟运动和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

但是到了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学术界就逐渐用更加中立的“全球化”的概念替代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激进概念，也就淡化了其中的政治色彩。当然，好的一面就是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平和，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但问题的一面就是，可能消减了这些讨论中间的政治因素和道德伦理因素。

与此同时，文化帝国主义过于宏观和绝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批评。批评的声音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来自文化研究。比如英国学者汤林森在他写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就指出，文化产品的统治与文化的霸权、统治是两个概念，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只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没有观察受众具体的文化接受过程。像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在研究美剧《达拉斯》迷的过程中就发现，观众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媒体内容中的观念，而是会用自己的经验与诠释重构电视剧的内容。

与此同时，

文化帝国主义过于宏观和绝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批评。

批评的声音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来自文化研究。比如英国学者汤林森在他写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就指出，文化产品的统治与文化的霸权、统治是两个概念，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只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没有观察受众具体的文化接受过程。像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在研究美剧《达拉斯》迷的过程中就发现，观众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媒体内容中的观念，而是会用自己的经验与诠释重构电视剧的内容。

后来卡茨等人在对《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们在《文化的输出》这本书里提到，美国的观众从这部肥皂剧中看到的是狗血的剧情，获得娱乐与放松，而穆斯林观众则看到异教徒的道德败坏，苏联观众则看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政治的腐朽与堕落，日本观众则对这种破坏传统家庭伦理的剧情根本不感兴趣，电视台没播几集就停播了。

所以那种认为观看美剧会获得同样的意义或者受到相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个判断过于主观，其实每个文化的观众都会带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滤镜对内容进行有偏好的解读。我们前面讲到的文化的同质化可能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经验事实。

所以那种认为观看美剧会获得同样的意义或者受到相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个判断过于主观，

其实每个文化的观众都会带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滤镜对内容进行有偏好的解读。

我们前面讲到的文化的同质化可能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经验事实。

汤林森还发现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中还存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拒绝承认文化的流动性与多变性，主张一种想象中的本质主义的、僵化的文化观念。其实所谓的传统文化一直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相互影响，吸收异文化的营养形成一种杂交的文化，如果固步自封，认为文化不能被污染，那也会损害民族利益。

汤林森主张用“文化损失”（cultural loss）来描述文化的变迁，并且将它看成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是所有文化体在全球社会经济层面的一种宿命，美国等发达国家不过是先行一步被这种现代性所征服而已。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二个批评来自于政治体制与经济方面的经验研究，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文化帝国主义认为美国依靠其强大经济与文化实力，可以主导其他国家的传媒市场与传媒体制。但是在现实中，许多新兴国家的媒体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蓬勃发展，比如去年韩国的《鱿鱼游戏》在全球取得成功，成为奈飞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电视剧，同时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和流行音乐不仅市场表现好，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频频得奖。这是我们邻居的例子。

《鱿鱼游戏》第一季海报，图源：movie.douban.com

另外像墨西哥的影视剧也大量出口到美国，甚至其交易额超过了美国输出到墨西哥的影视产品的交易额。这个现象也说明，就是在美国的周边，也不一定会被美国的文化产品所统治。同时，我们看到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有着非常发达的自己的电影产业和文化产业，并且还具有很强的扩散性，比如在非洲，那印度的电影就很有市场。

当下如何看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席勒及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同时借着讨论这个有争议的概念，我们也顺便讨论一下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如何看待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也对前面这几讲内容做个总结。

首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不在内容及其心理、文化方面的影响，而是讨论内容的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的物质环境及其结构，包括其商品化、空间化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不同的个体消费同样的内容，其消费方式及意义解读肯定是不同的，这种视角是基于个人的能动性视角，这和政治经济学基于结构的视角完全不一样。但是，政治经济学并不否认个人具有能动性。

首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不在内容及其心理、文化方面的影响，而是讨论内容的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的物质环境及其结构，包括其商品化、空间化以及结构性的问题。

不同的个体消费同样的内容，其消费方式及意义解读肯定是不同的，这种视角是基于个人的能动性视角，这和政治经济学基于结构的视角完全不一样。但是，政治经济学并不否认个人具有能动性。

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是最初的决定而不是最终的决定。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文化产品的经济生产状况及其消费结构，决定着人们消费它们的最初条件。尽管像前面提到的受众对美剧的解读一样，那么这种经济结构不能决定消费的结果，包括其中的意义解读，但是它剥夺了人们消费其他文化产品的机会，同时这种结构也引导观众做出基本诠释，限制了对文本的过度诠释。这里面涉及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是最初的决定而不是最终的决定。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文化产品的经济生产状况及其消费结构，决定着人们消费它们的最初条件。

尽管像前面提到的受众对美剧的解读一样，那么这种经济结构不能决定消费的结果，包括其中的意义解读，但是它剥夺了人们消费其他文化产品的机会，同时这种结构也引导观众做出基本诠释，限制了对文本的过度诠释。

这里面涉及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这样说有些抽象，我们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这种决定作用就好像经济条件会决定考生的高考成绩一样。当然，我们不是每个贫困的考生都会考得不好，而那些条件好、上了很多补习班的孩子也可能会考得很差，这是个人能动性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排除一些有天分的人会突破这种最初条件的限制，但是对大部分考生来说，经济条件差意味着学校教学水平、家庭教育水平、文化视野、社会资本等多方面的限制。尽管这些条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它们限制了同等条件下个人潜能的发挥。

比如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寒门子弟上大学》，这里面就讲到，经济条件、家庭条件，对于大学生在大学发展的影响。虽然这些不是决定性的，但它会限制这些来自寒门的学生发展的潜力。

比如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寒门子弟上大学》，这里面就讲到，经济条件、家庭条件，对于大学生在大学发展的影响。

虽然这些不是决定性的，但它会限制这些来自寒门的学生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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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寒门子弟上大学： 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图源：douban.com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国际战略专家们也并未放弃文化帝国主义的思维，一直强调美国文化在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全球影响中的重要性，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在讨论美国全球力量的决定性因素时，将文化与军事、经济与技术相提并论。小约瑟夫·奈则提出了中国学术界更熟悉的“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文化价值观与技术方面的吸引力、与硬实力一样重要，它是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胁迫达到目的的权力。

而且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国际战略专家们也并未放弃文化帝国主义的思维，一直强调美国文化在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全球影响中的重要性，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在讨论美国全球力量的决定性因素时，将文化与军事、经济与技术相提并论。小约瑟夫·奈则提出了中国学术界更熟悉的

“软实力”

的概念，他认为，

文化价值观与技术方面的吸引力、与硬实力一样重要，它是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胁迫达到目的的权力。

随着技术的发展，原来的内容、产品输出、语言和思想方面的霸权已经发展为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霸权、平台规则的制订、原始数据的获取能力以及数据分析加工能力上的霸权和主导。从我们开头提到的俄乌冲突的例子，我们就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新变化。

另一个问题是信息自由流动与资本主义及发达国家全球霸权的关系。有一些非此即彼的读者会认为席勒在书中反对信息的自由流动，这就误解了他的意思。席勒当然不会愚蠢到反对信息自由流动，否则的话，他的这本批判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书在美国就根本无法出版，虽然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本书第一版的出版遇到了麻烦，但是到今天，它已经成为经典之作，一直在不断印刷和被阅读，如果没有信息自由流动权的保护，这本书恐怕早就成禁书了。

席勒真正反对的是打着信息自由流动的旗号，行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侵略之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席勒真正反对的是文化的同质化，主张保护不同民族的政治独立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所以我们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当然要警惕资本控制下将全球的文化收编到一个单一的帝国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也要对我们身边的文化同质化保持敏感。比如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走到各个城市，都是一样的购物中心、公共建筑，小吃街、步行街，旅游景点都是类似的仿古建筑，到处都是“我在XX地很想你”的路牌，而且大家都说着同样的网络语言，而各种方言、民族语言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却在消失，这样的同质化其实正是席勒所批判的资本主导的文化霸权。

因此，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维护社会公正，才是席勒理论的精髓。我们不能一面对外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一面在内部又摧毁我们自己文化多样性，这样就不能自洽了。

因此，保护文化的多样

性与复杂性，维护社会公正，才是席勒理论的精髓。我们不能一面对外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一面在内部又摧毁我们自己文化多样性，这样就不能自洽了。

资本的作用并非一成不变

说到这里也要顺便讨论一下对资本的态度。我们前面几集讲到的传播政治经济理论都在批判资本，但是这些判断多数是基于“资本垄断市场”的语境提出的。但资本的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说到这里也要顺便讨论一下对资本的态度。我们前面几集讲到的

传播政治经济理论都在批判资本，但是这些判断多数是基于“资本垄断市场”的语境提出的。但资本的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讨论的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历史的回顾，就会意识到资本在封建式集权的一元空间中，它具有制造新的多元空间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正如马克思揭示的那样，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也还会导致它具有追求垄断和建立一元体制的潜力。

西方发达国家的左翼学者批判资本，希望国家介入公共生活，其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把社会中大量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交给市场解决，提倡小政府，公共权力当甩手掌柜，让民众自己去承担各类社会风险，尤其是涉及到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的部门。在这种资本一家独大的背景下，学者们希望政府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要逃避。

但是中国的语境则大不相同，在中国，国家比较强大，民营经济和资本相对较弱，在许多方面还要依赖国家权力为其提供保护，但另一方面资本的本性又具有为了一己之利破坏公共利益的潜在的危害，具有一种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因此表现出了复杂的双重性，它既具有解放性，同时也有垄断和统治的危险。

因此，我们在讨论资本的时候，要结合具体的语境进行分析，不能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其实，看到资本在某些语境下的进步性和批判资本造成的问题，这两者本身并不矛盾。并不是说，你肯定它对，就不能批判它；或者说你批判它，就不能肯定它对。

好，我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就暂告一段落，下一次节目我们转向文化研究，讨论英国的受众研究，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