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我们的工作无异于流水线上拧螺丝？劳动的媒介化与情感劳动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前几年有一个关于外卖骑手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也让数字化平台如何影响劳动的问题，由之前的学术问题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数字平台通过对每个外卖骑手行动轨迹数据的计算和优化，对他们送外卖的时间要求越来越高，有的时候突破了客观条件，造成外卖员工作条件的恶化，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
前几年有一个关于外卖骑手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也让数字化平台如何影响劳动的问题，由之前的学术问题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
数字平台通过对每个外卖骑手行动轨迹数据的计算和优化，对他们送外卖的时间要求越来越高，有的时候突破了客观条件，造成外卖员工作条件的恶化，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图源：《人物》微信公众号
这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数字技术的使用，也会让原来许多与传播媒介不相关的劳动发生变化，这也说明它们也在被媒介化，因此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我们上一次讨论的是传播活动的商品化，这一次我们讨论劳动的媒介化。
这个典型的例子说明，
数字技术的使用，也会让原来许多与传播媒介不相关的劳动发生变化，
这也说明它们也在被媒介化，因此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我们上一次讨论的是传播活动的商品化，这一次我们讨论劳动的媒介化。
“赶工游戏”与控制社会
外卖骑手的工作条件恶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身处于数字技术之中。平台会根据他们的位置信息给他们分配任务，那么平台的数据是如何来的？是根据之前相同路线的骑手送餐的路线与时间记录，来规定他们的行动轨迹与时间，并且通过订餐者的反馈来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
可以说，外卖骑手看似不像流水线上的工人那样整齐划一，他们是否接受订单也是自愿的，甚至他们还可以选择是否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弹性工作”。但是平台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自动监控每个人的位置与时间，对每个人进行评估与考核。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能实时看到外送员的地理位置，这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压力，错送、超时送都会受到影响，消费者的反馈也会影响他们的评分。
可以说，外卖骑手看似不像流水线上的工人那样整齐划一，他们是否接受订单也是自愿的，甚至他们还可以选择是否工作，这就是所谓的
“弹性工作”
。
但是平台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自动监控每个人的位置与时间，对每个人进行评估与考核。
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能实时看到外送员的地理位置，这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压力，错送、超时送都会受到影响，消费者的反馈也会影响他们的评分。
这就像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它不是用一套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每个人，但是会按照每个人的特点，通过数字技术，自动地调节对他的管理，真正地实现定制化的管理。用他的话来说，控制社会不是一套大小统一的模子，而是一个网眼在不断变化的筛子，它会随着对象的不同做出相应的改变。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德勒兹，图源：zhuanlan.zhihu.com
前面我们在传播游戏的部分曾经介绍过，人有游戏的本能，就是只要引进竞争与规则，哪怕游戏的奖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可能单纯只是为了赢得胜利，而去积极地参与竞争游戏。人类学家迈克尔·布若威发现，在工厂的管理中就存在这样的机制。管理者会设置一些奖励，工人就会进行“超额的游戏”，互相竞争，你争我夺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当然，奖励只是工人进行这种超额游戏的动力之一，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收益，优胜者会得到周围人的承认，获得特殊的地位。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觉得特别有面子。
前面我们在传播游戏的部分曾经介绍过，
人有游戏的本能，就是只要引进竞争与规则，哪怕游戏的奖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可能单纯只是为了赢得胜利，而去积极地参与竞争游戏。
人类学家迈克尔·布若威发现，在工厂的管理中就存在这样的机制。管理者会设置一些奖励，工人就会进行
“超额的游戏”
，互相竞争，你争我夺地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当然，奖励只是工人进行这种超额游戏的动力之一，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收益，优胜者会得到周围人的承认，获得特殊的地位。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觉得特别有面子。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迈克尔·布若威，图源：wikipedia.org
那同样，为了激励外卖骑手的积极性，平台也引入了游戏机制，通过骑手的记录数据，进行排名与奖励。就像布若威发现的那样，哪怕是为了排行榜上的排名，骑手也会投入到“赶工游戏”之中。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数字化让排名变得更加容易，加剧了这种竞争。
那同样，为了激励外卖骑手的积极性，平台也引入了游戏机制，通过骑手的记录数据，进行排名与奖励。就像布若威发现的那样，哪怕是为了排行榜上的排名，骑手也会投入到
“赶工游戏”
之中。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数字化让排名变得更加容易，加剧了这种竞争。
类似的还是有网约车和其他共享经济的劳动者，数字化在给他们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将他们牢牢地绑在了平台上，被迫接受平台的规则与分配的工作。比如很多司机经历过由传统的出租车到网约车的转型过程，他们发现，在一开始，劳动者会得到较多的补贴和机会，收入会明显增加，但是随着平台垄断的形成，他们的境况就会越来越不如从前。尤其是各种新的车型和规则的引入，会导致传统出租车的劳动者处于无法议价的下风，被迫接受平台的规则。
类似的还是有网约车和其他共享经济的劳动者，
数字化在给他们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将他们牢牢地绑在了平台上，被迫接受平台的规则与分配的工作。
比如很多司机经历过由传统的出租车到网约车的转型过程，他们发现，在一开始，劳动者会得到较多的补贴和机会，收入会明显增加，但是随着平台垄断的形成，他们的境况就会越来越不如从前。尤其是各种新的车型和规则的引入，会导致传统出租车的劳动者处于无法议价的下风，被迫接受平台的规则。
和传统的劳动者不同，在这些平台劳动者眼中，平台的算法与工作分配规则，永远是个黑箱，是一个神秘的异己的统治性力量。他们也会使用一些抢单应用或者外挂来反抗平台的控制，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局部性的抗争最终会以平台的胜利而告终。
技术发展与劳动的去技能化
数字化也在改变与媒体相关的劳动。我们前面提到过，媒体融合的出现，使得过去由不同采编人员从事的工作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他们既要能采访写作，还要能拍摄、出镜，掌握多种技能。
和技能化相反的是另一个现象，去技能化，就是让我们不用掌握太多的技能，也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最简单的去技能化就是流水线生产，过去需要丰富经验才能从事的工作，被分解成一个一个的简单步骤，这样工人不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就可以胜任。就像《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扮演的那个工人，只需要会拧螺丝就可以了。
和技能化相反的是另一个现象，去技能化，就是让我们不用掌握太多的技能，也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最简单的去技能化就是流水线生产，过去需要丰富经验才能从事的工作，被分解成一个一个的简单步骤，这样工人不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就可以胜任。
就像《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扮演的那个工人，只需要会拧螺丝就可以了。
电影《摩登时代》海报，图源：movie.douban.com
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许多行业也在变得越来越去技能化。最简单的就是现在的短视频行业和直播行业。目前整个社会在唱衰传媒教育，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数字化造成的去技能化现象。因为在过去，要从事媒体工作，是需要比较长的培训时间，光是学习画面构图、拍摄、编辑就要修很多门课和进行大量实践，但是今天的短视频和直播行业，并不需要太多专业学习。
为何会是这样呢？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非常复杂的操作变得傻瓜简单化了，像是普通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拍摄和直播，并不需要过去那么复杂的设备和技能，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提供了大量简单的工具，让非专业劳动者很快地学会剪接、画面调整、加入字幕和视频特技。
为何会是这样呢？
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非常复杂的操作变得傻瓜简单化了
，像是普通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拍摄和直播，并不需要过去那么复杂的设备和技能，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提供了大量简单的工具，让非专业劳动者很快地学会剪接、画面调整、加入字幕和视频特技。
另一方面，MCN机构和平台构成的系统让分工变得更加细致，剧本、活动策划、形象包装、推广、营销、造势、流量购买、危机应对等技能都被分解，具有一定才艺的非专业劳动者只需要按照剧本进行表演即可。他们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每个人都是整个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做好自己的重复性工作即可，并不需要掌握过多的技能。
另一方面，MCN机构和平台构成的系统让分工变得更加细致
，剧本、活动策划、形象包装、推广、营销、造势、流量购买、危机应对等技能都被分解，具有一定才艺的非专业劳动者只需要按照剧本进行表演即可。
他们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每个人都是整个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做好自己的重复性工作即可，并不需要掌握过多的技能。
同样，为了吸引用户，现在的内容创作更加垂直化和细分化，比如一个创作者只需要集中解读一个剧或者一个故事即可，这也是我们经常会从不同的博主身上看到同样内容的原因，有时候一首歌、一支舞、一个段子被“重复”利用，这就真的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创造“信息茧房”。
而一些研究动画产业的学者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从外面看，这个行业好像非常神秘，需要灵感和创造性，但是由于借助数字系统的整合，大量美术工作人员其实只是在进行着重复、机械的劳动，并不需要太多创意。
前面提到的外卖骑车、网约车司机，在某种意义上也面临着去技能化，他们并不需要像传统的司机那样，去判断哪里会有乘客，而是只听任平台派单即可，同时他们也不需要像老司机那样认路，跟着导航推荐的路线就能到达。这样看来，他们只是平台的一个延伸而已，不需要有太多自己的意识。
前面提到的外卖骑车、网约车司机，在某种意义上也面临着去技能化，他们并不需要像传统的司机那样，去判断哪里会有乘客，而是只听任平台派单即可，同时他们也不需要像老司机那样认路，跟着导航推荐的路线就能到达。
这样看来，他们只是平台的一个延伸而已，不需要有太多自己的意识。
这种去技能化的工作对平台和技术具有高度依赖性，也因此具有弹性和不稳定性。因为平台所提供的去技能化的工作，随时可以获得很多后备劳动力，也就不必像传统的产业那样，雇佣大量员工，也不需要持续负担他们的福利。这种弹性资本主义体制使劳动者处于朝不保夕的不稳定状态。在他们具有工作能力的时候会被平台雇佣，但是当他们不再具有工作能力时，就可以随时被抛弃。因为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培训，随时有新的工作人员补充进来，这样就将平台的利益最大化。
而且为了引入更低成本的弹性劳动和零工经济，平台和资本还会利用数字技术，采取离境外包的方式，打破空间的限制，将工作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比如很多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将自己的客服中心转移到更便宜的第三世界国家。国内也有很多企业将客服、内容审核等工作外包给劳动力便宜的省份。
而且为了引入更低成本的弹性劳动和零工经济，平台和资本还会利用数字技术，采取离境外包的方式，打破空间的限制，将工作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比如很多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将自己的客服中心转移到更便宜的第三世界国家。国内也有很多企业将客服、内容审核等工作外包给劳动力便宜的省份。
网络技术还会带来很多新的工作外包方式。比如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方式就发生了变化。过去发达国家要雇佣晚间的巡察人员，必须支付很高的工资。但是由于有了监控摄像头和网络技术，这个工作可以被转包给另一个半球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力更便宜，另一方面是这个半球的晚间对于另一个半球来说是白天，并不需要付加班工资。工作人员只需要盯着摄像头发来的图像，如果发现问题，在地球的另一半按动按钮即可接通报警。媒介化将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外包，大大节省了成本。
随时处于心理上的工作状态
我们在之前讨论技术的部分屡次提到，数字化也模糊了工作与休闲的界线。在一个没有手机、社交媒体、钉钉、ERP管理软件和各种提醒你工作任务的软件及应用的时代，在一个没有网络、电子邮件、Office办公软件的时代，从工作场所离开，就意味着一天工作的终止，但是今天哪怕是在路上、回到家，只要有手机和电脑，依然可以像在办公室一样工作。
而且我们对闲暇的态度也在变化。我们前面在讨论加速社会的时候也提到，今天人们好像更崇尚工作伦理，仿佛工作和繁忙是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事情，表明他在创造价值、他自己很有价值，被需要、很重要。而失业和找不到工作的人会被歧视。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精英阶层的重要标志是大量的闲暇，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事政治与艺术等高贵的活动，只有普通民众才从商或者生产性劳动。今天的数字技术加剧了这种工作伦理的意识形态。
而且我们对闲暇的态度也在变化。
我们前面在讨论加速社会的时候也提到，
今天人们好像更崇尚工作伦理，仿佛工作和繁忙是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事情，表明他在创造价值、他自己很有价值，被需要、很重要。而失业和找不到工作的人会被歧视。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精英阶层的重要标志是大量的闲暇，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事政治与艺术等高贵的活动，只有普通民众才从商或者生产性劳动。今天的数字技术加剧了这种工作伦理的意识形态。
因此，美国学者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提出了“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她发现人们即使处于闲暇中，也会时刻担心工作任务的袭来，因为闲暇已经被媒介技术所消灭。换句话说，由于媒介化，我们随时处于心理上的工作状态。可以设想，劳动者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会带来多大的生理和心理问题。
因此，美国学者朱蒂·威吉曼（Judy Wajcman）提出了
“时间紧迫悖论”
（time pressure paradox）。
她发现人们即使处于闲暇中，也会时刻担心工作任务的袭来，因为闲暇已经被媒介技术所消灭。换句话说，由于媒介化，我们随时处于心理上的工作状态。
可以设想，劳动者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会带来多大的生理和心理问题。
茱蒂‧威吉曼《缩时社会》，图源：book.douban.com
数字化也使得劳动过程中，公共场所的工作与私人情感之间的界线也在变得模糊。比如很多研究者提出，今天的网络直播主要就是一种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和传统的艺术表演或者体力劳动不同，它出卖的主要是私人情感。我们从自身出发去观看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我们会更注重选择那些更靠近我们、有情感输出的直播内容。
数字化也使得劳动过程中，公共场所的工作与私人情感之间的界线也在变得模糊。
比如很多研究者提出，今天的网络直播主要就是一种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和传统的艺术表演或者体力劳动不同，它出卖的主要是私人情感。我们从自身出发去观看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我们会更注重选择那些更靠近我们、有情感输出的直播内容。
这里提到的情感劳动是美国社会学家德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的概念。她观察到空中小姐、商场销售、酒店餐厅服务人员等工作，除了进行体力付出外，还要保持良好的态度，哪怕是不情愿或者很讨厌服务对象，也要压抑个人的感受，进行情感方面的深度表演。她发现这也是一种令人生理和心理非常疲倦的付出，也是一种劳动形式。
这里提到的
情感劳动
是美国社会学家德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的概念。她观察到空中小姐、商场销售、酒店餐厅服务人员等工作，除了进行体力付出外，还要保持良好的态度，哪怕是不情愿或者很讨厌服务对象，也要压抑个人的感受，进行情感方面的深度表演。
她发现这也是一种令人生理和心理非常疲倦的付出，也是一种劳动形式。
美国社会学家 德克希尔德，图源：jiemian.com
网络主播的劳动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必须要进行情感方面的表演，让每个观众感觉到主播的投入与热情，面对骚扰、不当言行和不合理的要求，也要保持良好心态，并且巧妙地进行化解。同时要对打赏和支持行为进行感谢，还要付出更加亲昵的表演，甚至在线下还要通过微信等与出手阔绰的“榜一大哥或大姐”进行交流，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一切，其实都是一种劳动或者表演。
网络主播的劳动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必须要进行情感方面的表演，让每个观众感觉到主播的投入与热情，面对骚扰、不当言行和不合理的要求，也要保持良好心态，并且巧妙地进行化解。同时要对打赏和支持行为进行感谢，还要付出更加亲昵的表演，甚至在线下还要通过微信等与出手阔绰的“榜一大哥或大姐”进行交流，维持良好的关系。
这一切，其实都是一种劳动或者表演。
可以说这样一种劳动已经不单单是线上的才艺表演，它更包括像服务人员的微笑服务或者类似的情感投入。我们提到的电子游戏陪玩，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如果你只是闷着头打游戏，肯定达不到消费者要求的那样一种服务。
另外，粉丝为了支持自己的偶像所进行的劳动，也具有数字劳动的特征。这些劳动包括应援、积极参加活动、控评、购买偶像的歌曲、电影票，用金钱和实际行动帮助偶像打榜等。在很多粉丝看来，让自己的偶像占据各种排行榜的前列，这是件重要的工作。为此他们用自己的投票或购买行为去拉动数据，提高流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数据劳动。这种劳动不仅是无偿的，甚至还要倒贴大量金钱。正因为此，它们也会被利用为资本做出超额的贡献。
另外，
粉丝为了支持自己的偶像所进行的劳动，也具有数字劳动的特征。
这些劳动包括应援、积极参加活动、控评、购买偶像的歌曲、电影票，用金钱和实际行动帮助偶像打榜等。在很多粉丝看来，让自己的偶像占据各种排行榜的前列，这是件重要的工作。为此他们用自己的投票或购买行为去拉动数据，提高流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数据劳动。这种劳动不仅是无偿的，甚至还要倒贴大量金钱。正因为此，它们也会被利用为资本做出超额的贡献。
数字鸿沟固化阶级结构
上面列举了很多因为数字技术而新出现或被改变的劳动，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数字化技术，已经使得许多劳动具有了媒介工作的特征。英国左翼学者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提出在今天数字劳动已经不限于从事和媒体内容生产相关的行业，还包括许多和数字硬件相关的劳动，如非洲矿工奴隶一样的劳动、中国富士康生产线上工人的劳动，还包括外包的印度软件工程师的劳动，高报酬、高强度、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的谷歌贵族工人的劳动，低工资、高度不稳定的服务性工作，即呼叫中心的泰勒制﹑主妇式劳务服务等。
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图源：douban.com
福克斯所提出的数字劳动包括了大量传统不被认为是媒介化的劳动，而且随着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的数字技术对劳动的深刻改变。
而且在众多的数字劳动中，劳动者因为阶层的不同，所处的位置和获得的收益也不一样。我们前面讨论数字鸿沟时提到，数字技术会加剧不同阶层的差距。学者米歇尔·罗迪诺－克劳希罗( Michelle Ｒodino－Colocino) 认为，不同阶层在数字化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的创新过程; 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 数字劳工则从事日常的装配和服务工作。因此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加固化而非挑战了现有的阶级结构。
而且在众多的数字劳动中，劳动者因为阶层的不同，所处的位置和获得的收益也不一样。我们前面讨论数字鸿沟时提到，数字技术会加剧不同阶层的差距。学者米歇尔·罗迪诺－克劳希罗( Michelle Ｒodino－Colocino) 认为，不同阶层在数字化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的创新过程; 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 数字劳工则从事日常的装配和服
务工作。因此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加固化而非挑战了现有的阶级结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会进一步探讨最近几期反复提到的平台资本主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会进一步探讨最近几期反复提到的
平台资本主义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