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我们却更难看到真实的公众意见？

大家好，我是刘海龙。欢迎收听《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

上一期我们讨论了一个有关公众意见的传播理论——沉默的螺旋。这个理论描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现实，那就是个人可能因为害怕“当表达不同的意见会被周围大多数人排斥”，而不敢发出声音。尤其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中，这样的沉默更容易出现。

如果过去我们还只能零星地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话，那么今天的网络则放大了这种压力，比如网暴。现实情况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突然聚集起的陌生人会用激烈的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来攻击一个对象，背后的原因当然各种各样。

比如最近有部电影《保你平安》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在影片里就是几个人为了节省9.9元看一个网络小说，掀起了对个人的舆论巨浪。那如果真实的舆论环境都是这样，我们不禁会想，网络意见是否真的具有可信性？

在中国，人们喜欢用“民意”来描述“公众意见”，但是这两词的含义一样吗？究竟什么是民意，什么是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就是否一定合理，我们有什么方法来了解真正的公众意见？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公众意见。

“舆论”＝“公众意见”？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用了一个稍有点长的概念“公众意见”来描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问题，而没有用大家熟悉的“舆论”“民意”“大众意见”等概念，原因就是今天的 “公众意见”这个概念和中国古代说的 “舆论”、“民意”这些概念表面上看相似，但实际上却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了。

我们以“舆论”为例。中文里“舆论”原初的意思指的是国君或官员出行车子周围普通人的言论，这个概念其实有两个潜在的意思，一是有等级感，指底层的民众的意见，二是对意见的主体没有准入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言论。

我们以“舆论”为例。

中文里“舆论”原初的意思指的是国君或官员出行车子周围普通人的言论

，这个概念其实有两个潜在的意思，一是有等级感，指底层的民众的意见，二是对意见的主体没有准入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言论。

到了后来，舆论的意义变得非常模糊，比如在帝国时代的党争期间，舆论也可以指在野知识分子和精英的看法，而不只是普通民众。再往后，在当代的政治用语中，舆论又常常被等同于大众媒体的意见，甚至近年来在领导人讲话和政府的文件中还出现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提法。它替代了过去所说的“新闻宣传工作”，把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与舆论引导视为类似的事情。

而今天政治科学和传播学里所说的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这个词来源于西方文化，和“舆论”这个词其实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

“公众意见”这四个字，也还需要拆开来看。我们先来看“意见”这个词。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意见是和事实对立的，事实是客观的不变的，而意见则是多变的，因此意见低于事实。所以在西方的语境里，“公众意见”这个词本身是含有贬意的，隐含着“乌合之众”、“观点变化不定”的意思。

而“公共”，public这个词则更复杂一些，它可能来自拉丁语的“人民”这个词，后来引申出两种意思，一是大众可以使用的东西，比如公共场所、公园。第二个意思是公共利益和国家事务。

我们现在说的公共，是与私人相对，而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法语世界中，公共是与独特的、个体的相对。在现代政府概念出现以前，统治者的个人装备和行为也被认为是公共的。像中世纪，贵族气质与公共的是同义词，这样我们就能理解18世纪以前的“君主至上”理论里，认为君主是唯一的公共人物，是社会统一和稳定的源泉。

后来在启蒙时代后，公共这个概念才渐渐转向指国家。也正是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中，“公众意见”渐渐成为了一个新名词。这其中对这个词解释最著名的是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提出公众意见是国家权力的来源。

后来

在启蒙时代后，公共这个概念才渐渐转向指国家。也正是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中，“公众意见”渐渐成为了一个新名词。这其中对这个词解释最著名的是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提出公众意见是国家权力的来源。

不过卢梭所说的公众意见，或者是“公意”，比较接近公共的第二个意思，不是指我们现在说的多数人的意见，而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意见，但多数人未必能够意识得到什么是公共利益。

按照卢梭的这个解释，如果公众意见不是大众表达的意见，那又由谁来确定呢？这也就成为公众意见概念中的一个永恒的争论——

一派认为数人头就可以，多数人的意见的就是公众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另一派认为公共利益应该符合一些抽象的原则，必须要通过理性推导才可能获得，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大众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所以他们可能要听从公意，也就是说，公众意见不是多数意见，而是更加正确的意见。

这是因为，就像卢梭说的，人有自由的权利，但是有些人会为了某些眼前利益，放弃个人自由，这个时候，就要强迫他们自由。当然，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就可能变成少数人统治，偏离了公众意见和民主的初衷。

这一派中还有另一种认为不能用简单数人头来代替公众意见的理由。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公众意见是一百个人造的一百艘小船，还是一百个人一起造的一艘大船？意思是当怀着不同意见的公众进行交流之后，会产生不同于每个人意见简单相加的结果。我们上一次节目提到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就描述了这个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当在群体中公开表达时，有些人就不敢表达了。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公众意见是一百个人造的一百艘小船，还是一百个人一起造的一艘大船？

意思是当怀着不同意见的公众进行交流之后，会产生不同于每个人意见简单相加的结果。我们上一次节目提到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就描述了这个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当在群体中公开表达时，有些人就不敢表达了。

还有一派是调和上面两种极端看法，主要代表有两类。

有的是希望通过更好的测量技术，来突破表面的、暂时的、通过语言表达的意见，进入到更深层的、固定的立场。这是许多量化民意测验所追求的目标。比如近年来通过测量生理指标、对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来获取真实的生理反应，这就弥补了我们通过语言表达造成的一些损失或者有意地隐瞒，还有的通过大数据，测量人们在网上的真实行为、社交媒体的表达来推测公众的真实意见。

有的是希望通过更好的测量技术，来突破表面的、暂时的、通过语言表达的意见，进入到更深层的、固定的立场。

这是许多量化民意测验所追求的目标。比如近年来通过测量生理指标、对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来获取真实的生理反应，这就弥补了我们通过语言表达造成的一些损失或者有意地隐瞒，还有的通过大数据，测量人们在网上的真实行为、社交媒体的表达来推测公众的真实意见。

或者是通过教育大众，给他们充足信息，让他们充分讨论，帮助他们使用理性进行判断和思考，这样多数人的意见就会和精英的意见重合。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和美国斯坦佛协商民意调查的思路。

或者是通过教育大众，给他们充足信息，让他们充分讨论，帮助他们使用理性进行判断和思考，这样多数人的意见就会和精英的意见重合。

这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和美国斯坦佛协商民意调查的思路。

像中国浙江温岭就曾经做过类似协商民意调查的“民主恳谈会”实践，让民众自己来选择政府预算优先投到哪些项目上。他们的做法不是简单做问卷调查，而是先让专家给随机抽出的公众代表介绍不同项目的优缺点，然后代表们再分成小组讨论，与不同的意见进行对话，然后再开大会，宣布每个讨论小组的结论，最后再投票选择。

研究发现，经过学习讨论后的投票结果，与代表们最早的结果会有较明显的差异。这说明学习和讨论本身纠正了私人意见的不足。

另外，哈贝马斯在探讨“公众意见”起源的名著《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中，对能够形成公众意见的主体做了限制，“他们要有理性”，并且“了解真相，符合社会一般规范，坦诚交流，不会欺骗对方，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理解”等。

简单总结一下这些说法，按照严格的标准，公众意见不是所有人的意见，而是特定的公众的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语境下的公众意见与中国传统的舆论虽然类似，但在细节上并不是完全一回事的原因。

简单总结一下这些说法，

按照严格的标准，公众意见不是所有人的意见，而是特定的公众的意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语境下的公众意见与中国传统的舆论虽然类似，但在细节上并不是完全一回事的原因。

了解了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知道，缺乏必要知识和讨论程序的舆论或民意，是不能够称之为公众意见的。就像今天网上的舆论，缺乏准入门槛和约束，有很多言论并没有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是情感发泄，虽然也表达了部分民意，但只能称之为私人意见的集合，而不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了解了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知道，

缺乏必要知识和讨论程序的舆论或民意，是不能够称之为公众意见的。就像今天网上的舆论，缺乏准入门槛和约束，有很多言论并没有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是情感发泄，虽然也表达了部分民意，但只能称之为私人意见的集合，而不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的正当性

虽然从卢梭到哈贝马斯，这些思想家确立了公众意见的神圣性，但是人们也不断怀疑公众意见的正当性。尤其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是否就会表达出真实的公众意见了呢？今天的民粹主义盛行，是否就是公众意见本身惹的祸呢？我们下面重点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先从几个对公众意见的经典批评说起。

第一个批评就是公众缺乏能力，根本不能形成理性的认知与判断。我们第43期讨论大众社会理论时，曾经提到过这个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普曼。

第一个批评就是

公众缺乏能力，根本不能形成理性的认知与判断。

我们第43期讨论大众社会理论时，曾经提到过这个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普曼。

他认为公众没有充分的信息，又缺乏能力和时间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还会受到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公众意见就像是一栋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支撑起现代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主张要用能力更强的专家意见代替公众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公众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乏资源。这个立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杜威。他不同意李普曼的观点，他认为公众有能力根据自己的体验做出正确决策。这就像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鞋合不合脚，做鞋的专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

第二个问题是

公众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乏资源。

这个立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杜威。他不同意李普曼的观点，他认为公众有能力根据自己的体验做出正确决策。这就像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鞋合不合脚，做鞋的专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

但是，他认为目前公众之所以不能做出理性决策，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全面、准确的信息，同时缺乏相互讨论的机会。他相信，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只要给公众相互交流的机会，长期来看，他们一定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杜威这里还区分了公众意见和私人意见，如果缺乏信息和讨论，分散的个人的观点只能称之为私人意见，只有经过讨论后形成的意见才能称之为公众意见。

比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几年互联网上让人激动的新闻似乎都是明星或普通人的瓜，让人关注的公共事务、舆论监督的新闻少了。缺乏严肃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缺乏资源，公众就只能埋头吃瓜，娱乐至死，慢慢也就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和讨论能力。

第三个问题是公众意见可能造成多数的暴政。这个概念是由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提出的，他观察到美国的民主虽然优于欧洲的君主制，但是也存在着以多数人的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它有可能会导向非理性的大多数压倒少数理性精英。

第三个问题是

公众意见可能造成多数的暴政。

这个概念是由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提出的，他观察到美国的民主虽然优于欧洲的君主制，但是也存在着以多数人的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它有可能会导向非理性的大多数压倒少数理性精英。

当然，托克维尔认为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由于美国宪法制定者们已经在精英与大众的意见之间做出了制衡性的设计，比如众议院按各州人口分配，更倾向于体现多数民众的意志，而参议院则不论大州、小州，都是2名参议员，而且参议院拥有巨大权力，会对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制衡。

我们上一期聊的“沉默的螺旋”，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多数意见的暴政与压迫，会导致公众意见与实际意见出现分歧。诺尔-诺伊曼认为，只有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的意见，能够被听到的意见才是公众意见，藏在心里的不能算。

这个公众意见的定义有点简单粗暴，它虽然有简单易操作的优点，但是我个人总觉得这个看法过于现实了。有的时候沉默的大多数虽然不说话，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被忽略不计。中国古人讲的“天理人心”还是会起作用的，我们还是会相信所谓的“人在做，天在看。”许多权力生前显赫，虽然大多数人迫于形势，不敢表达，但是最后民众和历史学家还是会把做坏事的人钉在耻辱柱上的。

第四个问题是公众容易被说服和操纵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的宣传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还有政治学研究，都提到大量案例证明这一点。但是同时我们也提到过有限效果理论，要操纵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情境起到很大作用，并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第四个问题是

公众容易被说服和操纵的问题。

我们前面提到的宣传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还有政治学研究，都提到大量案例证明这一点。但是同时我们也提到过有限效果理论，要操纵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情境起到很大作用，并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在现实中这样的现象有很多，目前的民粹主义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历史上的民粹主义看上去是表达了底层的不满，寻求一种简单的、迅速的问题解决方案，实际上却极易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操纵。所以民粹主义常常会走向少数政客的独断专行。

一些研究者认为，民粹主义的实质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反对多元主义，他们通常认为只有自己代表同质的人民，反对者被排除在人民概念之外。这样一种追求完全同一化的立场，很容易被政客操纵，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个案例，很多美国人支持特朗普的背后，其实是在反对这些年来陆续到美国的新移民和他们带来的多民族文化。

第五个问题是公众意见其实是精英对大众的统治。这种观点认为大众容易被精英操纵，这常常是左派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公众意见其实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再详谈。

第五个问题是

公众意见其实是精英对大众的统治。

这种观点认为大众容易被精英操纵，这常常是左派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公众意见其实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再详谈。

从上面这些分析和批评可以看出来，公众意见之所以难以把握，是因为它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问题。

从上面这些分析和批评可以看出来，

公众意见之所以难以把握，是因为它的表达形式多种多样，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问题。

我们目前所熟悉调查方法，只是收集公众意见的一种极其文明的、规范的方式。但之前并不是这样，早期的民众缺乏正当的、程序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往往通过更直接的行动进行表达，比如通过暴力、行动来表达不满，像是常见的起义就是一种激烈的公众表达，还有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传言也是一种公众意见的表达。

后来，现代的民主国家慢慢地通过选举、法治的手段，让公众通过一些固定的程序，结构化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暴力冲突。同时，在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公众之间通过面对面或文字、甚至网络的方式进行的交流，公众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却也逐渐走成了被少数人控制的、或者只能向民意访问员表达的私人意见。

民调能否代表真正的公众意见

讲到这里，我还得再说一下民意与公众意见的关系。之前我讲了舆论与公众意见的不同，而民意又是另外的一种概念了。

在现代社会中，公众意见常常会通过民意测验的方式来反映。现代民意测验的先驱者盖洛普曾经认为，精确的民意调查可以替代议会政治，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当然，这种缺乏精英制衡的大多数意见，很容易演变成多数的暴政或民粹主义。

但是在现代政治中，盖洛普等人所开创的这种量化测量公众意见的传统，已经成为了现代政治的标配。民意测验的数据已经变成了现代政治的流通货币，没有民调数据，政治就无法运行。

但是民调是否能够代表真正的公众意见，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质疑。美国公众意见的研究专家赫伯斯特写过一本书——《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她提到现代的民意测验越来越结构化，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调查结果，本身只能部分地反映公众意见，但是现在却被当成了一个象征符号，每个派别都选取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数据，相互攻击，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玩弄符号的数字游戏，而离公众真正的意见表达越离越远。

但是民调是否能够代表真正的公众意见，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质疑。美国公众意见的研究专家赫伯斯特写过一本书——《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她提到

现代的民意测验越来越结构化，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调查结果，本身只能部分地反映公众意见，但是现在却被当成了一个象征符号，每个派别都选取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数据，相互攻击，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玩弄符号的数字游戏，而离公众真正的意见表达越离越远。

而且，民意调查的僵硬，把公共讨论限制在关注支持率的数字游戏上，就像是在看赛马，只关注数据上谁领先，也影响了记者报道政治的方式，压缩了公共话语的范围，让很多深层的、微妙的问题无法进入公众视野，最后反而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而且，

民意调查的僵硬，把公共讨论限制在关注支持率的数字游戏上，就像是在看赛马，只关注数据上谁领先，也影响了记者报道政治的方式，压缩了公共话语的范围，让很多深层的、微妙的问题无法进入公众视野，最后反而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其实就在公众意见研究的内部，对用简单的量化方法能否准确地测量民意也存在许多争论。公众意见研究专家康弗斯（Philip E. Converse）就曾提出，美国人对政治缺乏有机的系统的态度，他们不是以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形成其意见的。其实这个现象也不限于美国。类似宗教、肤色、族裔的群体归属对公众的影响大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欧美选举，或者刚刚结束的土耳其大选，总会有让人预料不到的结果的原因之一。

有一个实例是，在用开放问题对公众调查时，50％提到群体归属和群体利益，只有3-4％使用抽象的自由或保守等意识形态。换句话来说，调查者调查的人们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政治意识，很可能反映的不是他的政治意见，而只是身份归属。

在另一些测量中也发现，被访者在表达政治态度时常常会受到语言措词的影响，或者在具体问题和抽象原则之间不能保持内在统一。比如当问到人们是否支持言论自由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表示支持，但是如果问题具体一些，涉及自己不赞成的言论或者是色情信息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表达反对。

有些公众意见研究者，如美国政治和公众意见研究者扎勒甚至认为，民意测验就是个随机的过程，在不同的时候测经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是人们对许多政治问题并没有仔细思考过，只是被访员问起了，才开始临时编答案。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介绍过，人们一般这个时候会启动“快思考”系统，如果某个事项最近刚考虑过，人们就更容易从记忆里搜索到这些事项或者有关的考虑事项，把它们放置到“眼前”来使用的时间也就越少。显然，这些事项对回答问题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前面说到的启动效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让公民评价总统候选人表现时，印象最深的新闻就会成为评价他们的标准。如果换个时间，人们脑子里最容易想起的新闻发生了变化，也许评价就变了。

不仅如此，再加上抽样误差、访员的影响、应答率下降等技术问题的影响，民意测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实都不乐观。

中国的网络舆情如何反应公众意见？

当然，除了常见的民意测验外，结构访谈、焦点小组、深度访谈、内容分析等也可以用于公众意见的调查。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在用抓取的社交媒体或网络数据进行内容分析，获取公众意见成为潮流。这就是中国目前极其独特的舆情分析技术。

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系统的线下民意测验，直接跳到了网络舆情阶段。所谓舆情测量，其实并不像线下的民意测验那样经过科学检验，它充满了随意性和调查者的主观判断。

一般来说就是通过机器自动抓取重点关注的一些在线社区和社交媒体的贴子，通过点击、转发、评论和搜索的数据和关键词分析，对热点内容进行自动排序与分析。这就像微博热搜一样，是个玄学，并不完全取决于数据。当然，未来像GPT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会让这些分析更科学一些，但是我们后面会说到，这仍替代不了真正的公众意见。

这当然有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因为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中，采取的是卢梭式的公众意见概念，并不依赖于量化的意见分布，所以党和政府会通过各种途径汇聚民意，并不需要数人头式的统计。

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意见变得越来越可见，又使得它成为从上到下关注的焦点，网络舆情更是替代了线下的公众意见调查，成为现在各级政府和组织了解公众意见的唯一窗口。不过按照我们上面的讨论，网络舆情只能算是公众意见的一种反映，但并不等于真正的公众意见。

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意见变得越来越可见，又使得它成为从上到下关注的焦点，网络舆情更是替代了线下的公众意见调查，成为现在各级政府和组织了解公众意见的唯一窗口。不过按照我们上面的讨论，

网络舆情只能算是公众意见的一种反映，但并不等于真正的公众意见。

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中国网民数量虽然庞大，但还是有近三分之一没有接入网络，大量的农村人口、老年人，是网络舆情的盲区。

其次，网络舆情只能反映出能够生产内容的群体的声音，大量网民是无声的。

这些呈现出来的内容经过了平台的过滤，一些内容受到了屏蔽。另一方面，一些商业的或政治的水军又会夸大某些内容。网络上意见的表达更像是私人意见，而不是经过理性讨论的公众意见，因此存在着碎片化、片面化的特征。也就是说网络舆情并不能代表现实中真正的多数意见。它可以作为公众意见的参考或者补充，但是如果过于依赖，反而可能具有一定误导性。

今天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公众意见的概念、历史及其问题，目前网络公众意见还具有许多不确定性，不论从理论还是方法上都还不像线下的公众意见测量那么成熟，不过我总体上认为，由于我们在这集中讲到的种种问题，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网上的意见与现实的情况还是有比较多的误差。

不知道你对中国的舆情研究怎么看，它是否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民意测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会再具体谈一个公众意见的理论，第三人效果及假定影响效果，好，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